Q:作为SEE会长的两年里，您经常用“萧规曹随”这个成语，您在隐性中做了哪些事？

王石： 大致是三个方面。首先我把万科的第一任的财务总监请回来，到SEE秘书处去担任财务工作。她十几年前就离开了万科，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进入秘书处之后，她在建立规章制度方面做得很好。对于一个NGO来说，财务一定得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她完全以志愿者的身份工作，把自己在SEE的工资收入都捐出来了。

第二件事，是明确了SEE的工作是治沙。早期我们也曾情不自禁地做了和治沙无关的事情。这些事本身没什么不对。但什么是我们该做的，要明确。

第三是，把阿拉善推上了国际平台，到联合国环境署访问等等。

Q:您认为，在5年来的运转中，SEE的制度建设方面进步大吗？

王石： 《章程》的进步很大。从企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么多企业家放在一起，效率往往会非常低。怎么样能让效率高？《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太重要了。

Q:您到现在有时间读完一遍《罗伯特议事规则》吗？

王石：没有。我是从实践归纳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的。其实这套议事规则保证了三个权力。第一，怎么达到参与表决人员的知情权？很多企业家的思维是，我只要你支持，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在SEE这种做法行不通，因为每个人是平等的。然后就是平等原则下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我们往往会有模糊，认为平等原则就是一人一票，而忽略了发言权和知情权，这不对。很多时候，如果过程中，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的公平原则，你根本无法保证表决权的意义，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是无法体现民主的，更多的是程序问题。当然要表决，但在表决之前，如果没有前两个权力的保证，那只是表面上的民主。

Q：但我们也都很好奇，您为什么能主动接受自己当会长的时候，被剥夺了发言权和表决权？在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前，作为会长您有这两项权力，而引入了规则，对您个人的损害其实最大。

王石： 其实，我们对于很多制衡观念都是接受的，问题在于操作领域。对于集体讨论做一件事，每个环节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没有经验准备。东方人的特点是盼望贤君贤相，出现诸葛亮，产生人为的善举。贤君贤臣大家都受益，问题在于你要不是，那大家都受罪。《议事规则》的特点就在于此，你是贤是恶，不重要，规则不假定这些，也不去评判，所以我当然会接受这种限制。

相似的一个问题是，从效率来讲，也许我继续担任会长更好，能做更多的事。也有过会员提议修改《章程》，是不是把两年的任期改得更长？我理解这种想法，但我建议，如果要改，也不要在我这一任改，等我下去以后再改。对于一项事业的成就，不在于一个人的作用是不是足够大，而在于它的连续性。

再进一步说，就算每个企业家轮流当两年会长，这近百名企业家里，很多人也轮不上一次。我个人感觉，这两年是我非常好的训练。如果继续训练自己，那是非常自私的。

Q:您刚才提起《议事规则》对于三种基本权力的保障。这似乎仅限于SEE内，对于您个人在SEE之外的生活，有影响吗？

王石： 太有改变了！你会非常敏感，比如今年我去参加台湾的《远见》杂志的论坛。这是我参加的第三届，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开会时，每一届的规则都一样。具体讲，开会的时候，我都被列为主讲嘉宾上台演讲，一般我时间最长，甚至到30分钟、40分钟。而我在台上滔滔不绝，时间还往往不够，下面听得津津有味，你自己也感觉良好，这时主办方也不好意思来打断你。

这次就不一样了，我突然发现，在发言权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大会把发言的嘉宾分为两个等级，李开复、马英九这些在开幕式上致辞的，有20分钟。其余所有人的发言时间都是15分钟，包括台北市、台中市的市长。而且，演讲者只有三分钟的时候，台下会有人举出一个大牌子提醒。两分钟，一分钟的时候又有提醒。

其实以前我也注意过这个时间提醒的牌子，但是感触没有这么强。

那天，我也把演讲时间精确控制在15分钟以内。回来之后正好是SEE的执行理事会季度例会，我就进行自我限制，给我40分钟我只要30分钟。这不仅仅是发言权的问题，而且还有浪费别人的时间的问题。

Q:根据您的观察，对于《议事规则》 有没有什么特殊因素的影响？比如国籍、性别，教育背景不同的人，在理解和掌握上有差别吗？

王石： 有差别，不过这是风格问题。有时港台的企业家，和有过留洋背景的企业家，相对自觉一些，比如发言之前先举手。而对于大陆企业家来说，还处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首先意识到了愿意这样去做，按照规则去做。所谓的不自觉，往往是因为长年的习惯，那么如何往前操作呢，你会发现，虽然这些企业家有这些不自觉的影响，但毕竟都是厮杀出来的精英，领悟能力，把握能力都很强。

Q:现在您已经是卸任的会长，又拥有了发言权和表决权，那么您会更积极主动地表达您的意见吗？

王石：我还是这四个字：“萧规曹随”。根据SEE《章程》，卸任会长自动成为执行理事会成员之一。我担任会长的两年里，刘晓光就作为执行理事一直帮助我。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学习刘晓光，怎么做一个卸任会长，让新会长沿着自己的方向走，我也会小心维护新会长的权威性。

这次选举产生的新会长是来自台湾的韩家寰。这批台湾企业家其实在SEE里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他们对于程序，对于公民责任，对于NGO的操作，成熟得多。如果他们能把这些经验运用发挥出来，对这个NGO的未来会非常有好处。

Q:您觉得眼下《章程》还有什么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吗？

王石：问题总是不断出现，然后不断被解决。现在就有一个程序上的新问题。这一次换届，执行理事会里新人的比例非常高。这个情况在上次的换届选举中没有出现。而《章程》里没有这样一个交接程序， 去规定新老班子成员要花多少时间去交接，怎么交接？所以马上我们要开一个务虚会，希望章程委员会要尽快定出细则。

（如果你想免费获寄每期“读者文摘免费电子报”，只需登记电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