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亚洲人物

“平凡人做成不凡事”是亚洲人物的一贯标准。本年度的胜出者来自亚洲人口大国——印度。

约金：“亲爱的印度先生”

    香提•辛德站在一个废弃粪池边缘，指着池子里的黑黑臭臭的脏水告诉我，怎样在这里建起一个新的厕所：“我们首先得把这些臭水抽出来，然后，再用大片的铺路石把这里围上一圈。”

    这是印度孟买一个贫民窟的中心。在贫民窟社区组织的带领之下，香提正忙着建造一个新的有20座的社区公共厕所，来取代眼前这个由政府提供的旧厕所——它早已堵塞损坏，肮脏不堪。对于居住在贫民窟里的2500名居民来说，这是一个福祉。一旦两个新厕所建成，他们将告别被迫随地大小便的日子。

    孟买的中午，烈日的暴晒令周遭的臭味难以忍受。但香提却毫不在意，望着在大太阳底下滔滔不绝的她，我觉得不可思议：眼前这个39岁生了两个孩子的专家，其实和她所服务的对象一样——他们同样都是目不识丁的贫民窟居民。“你是打哪儿知道这些知识的呢？”我好奇地问她。她莞尔一笑：“这多亏了亲爱的先生。”

亚非城镇人口脱贫的最成功典范

她口中“亲爱的先生”，是现年63岁的约金•阿普塔姆。

约金的办公地点就在孟买最大、最臭名昭著的达拉维贫民窟里。当我来到他办公室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典型场景：一大群贫民挤在办公室里，将小个子的约金重重包围。约金身穿一件淡蓝色长袖衬衫、下着一条深色长裤，翘着二郎腿坐在办公室里左右开弓：他手拿两个手机同时通话，之间还不忘和他面前的一个愁容满面的妇人讲上几句。

    这位愁苦妇人的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约金正帮她筹钱治疗。同时，他也在为她的另一个孩子得到一份市立医院护士的工作而牵线搭桥。

   “你礼拜一再来吧，”他用印地语（通行于印度北部，印度官方语言之一）和那个妇女说道。她感谢地碰了一下他的脚以示尊重后离开了。此时，约金的手机又响了。“不行，”他又用马拉地语（当地另一种语言）说道，“我周五上午要和行政长官见面。”

    他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声又响了。“简，你好啊，”这回，他用英文说，“是啊，我就要出发去赞比亚了。津巴布韦的部长在这儿的时候，我曾带他到伦敦去参加一个经济适用房的会议。”

你可以想象，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度过的。他电话不断，忙着和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目的只有一个：帮助贫民窟的居民走出贫困，摆脱肮脏的环境，让他们住上像样的房子，过上体面的日子。

在过去的25年间，他已经帮助印度和其他3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的穷人改善了生活。他的所作所为也为他赢得赞誉。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员玛丽•罗宾逊这样评价约金：他和他的团队也许是如今亚非城镇人口脱贫的最成功典范。

家道中落坠入贫民窟

约金的大半辈子都在贫民窟里度过，但其实他出身富贵人家。他还记得，幼年上学路上，有仆人伺候左右，帮他背书包、拿零食。好景不长，爸爸酗酒的恶习耗尽了家里的财富，在约金十几岁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家道中落的命运。为了自力更生，16岁那年，他辍学离家，在班加罗尔（印度南部城市，卡纳塔克邦首府）的一个木匠店里当学徒。 

大约17岁时，约金跟着一个来自孟买的衣着体面的“富叔叔”到孟买闯世界。到叔叔家后，约金才发现，“富叔叔”许诺的美好未来都是谎话，他其实是一个住在名为贾纳塔科罗尼的贫民窟里的底层走私贩。了解真相后，他从那家搬了出来，没有别的地方去，于是就留在了这个贫民窟里：累了，找一个空地上的角落凑合躺着，脏了，就用贫民窟里的自来水冲洗一下。

贾纳塔科罗尼，和孟买其他的贫民窟一样，俨然是一个忙碌的村镇。凭着自己有一套木工手艺，约金开始通过帮贫民窟居民修建小棚屋来谋生。从那刻起，他的人生就与这个7万多户居民的贫民窟社区息息相关。

贾纳塔科罗尼里的孩子王

约金的社区活动的第一步，是帮孩子们上音乐课，之后他又开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学校。

    就在学校边上，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山。地方环卫工从来不愿屈尊来打扫这里堆积如山的垃圾，哪怕这是他们工作职责的一部分。终于有一天，约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来敦促地方官员。

    在一个星期一的清晨6点，几百个学生来到这座垃圾山前，每人用报纸包了整整1公斤的垃圾，然后唱着歌，浩浩荡荡开赴最近的一个地方政府机构，把脏臭的垃圾丢在了还未开门办公的办公楼前，扬长而去。这个举动让当地官员大动肝火，却又不能跟一群孩子计较，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理亏，终于同意定时派一辆卡车到贾纳塔科罗尼清除垃圾。

   “那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约金回忆道。从那刻起，他意识到一个有力的社区组织的力量。

    约金很快就成了贾纳塔科罗尼里的孩子王。他乐于参加各种社区活动，从清理厕所到帮忙私接水管，只要是有益于社区的事，他都热心参与。

上世纪60年代末，政府突然要求贾纳塔科罗尼的所有居民搬到几公里外的另一个贫民窟里去，理由是他们要征用贾纳塔科罗尼所在的土地，为公务员建造一个拥有700套公寓的新住宅小区。贫民窟的居民据理力争——他们现在居住的这片贫民窟，并不像孟买其他的贫民窟那样是非法占地，贾纳塔科罗尼是20年前政府自己建设起来的，贫民窟居民的居住合理合法。

但是政府部门依然原来的主张。约金带领贫民窟居民设路障、去找国家层面的政府官员斡旋，甚至还把当地的政府告上了法庭。当地政府好几次下令逮捕约金,聪明的约金也能侥幸逃脱：他曾偷偷藏在一大群贫民窟妇女里，逃过了警察的搜查。

最终，政府的推土机还是把他们的家园夷为了平地，约金和贫民窟的其他居民只有另觅家园。

单纯的对抗，输的往往是他和他的贫民伙伴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他不停地奔忙于印度的各大城市，与同命运的贫民窟居民一起，为改变家园被政府强拆的命运成立了一个全国贫民窟居民联盟（NSDF）。约金任联盟主席。如今，约金的联盟在印度有200多万个会员，覆盖印度大大小小72个城市。

上次斗争的挫败也改变了约金的观念。他不再年轻气盛，他意识到要想真正改善城镇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除了组织有力的社区活动外，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单纯的对抗，输的往往是他和他的贫民伙伴。

和政府合作，并不意味着穷人这一弱势群体必须对政府言听计从，而是说要参与到政府对贫民区的改造项目中去，让穷人能够在改造中发挥话语权。约金明白，双赢的前提是要让政府部门相信，他们这样一群没钱又缺乏教育的穷苦大众，同样拥有能改善自己生活的种种本领和技能。

如果你没有信念，你就根本不该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

上世纪80年代中，约金听说孟买刚成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社区组织，名叫“保护区域资源中心社团”，英文缩写为SPARC。这个组织的发起者是一群中产知识女性，她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社工活动，和约金一样，相信唯有把穷人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发挥出自身的能力，才能真正过上体面生活。

SPARC组织帮助的对象，是那些因没有土地而在人行道上搭简易棚屋为家的妇女。同样身为女性，SPARC的发起者相信，妇女是改善生活行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一个家庭中，往往是那些看似柔弱的妇女比男人更加懂得家里缺什么，要什么，而且对改变家庭困境的努力，往往比男人更投入。

   1985年的7月，印度高院宣布，孟买市政府有权自当年11月起把所有建在人行道上的棚屋清除干净。这个判决引发了穷人们的恐慌，因为它意味着他们将流离失所。一些政客和极端反抗派也在一边商量着说，一定要对政府抵抗到底。

    但是这些贫苦妇女明白，任何与对政府的直接对抗只会为她们带来一个结局，那就是一败涂地、一无所有。

那该如何化解这场危机呢？SPARC的女士们行动了起来——她们做了一份详尽的调查，向公众说明那些住在人行道上的贫民是孟买穷人中最底层最贫苦的一群，政府的强拆将对这些人的生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当年10月，调查报告赶在强拆生效日的一个月前问世，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约金佩服SPARC的智慧与高效，主动约见SPARC的总监席拉•帕特尔，建议双方合作。于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联合形成了，约金这个传奇式的街头贫民窟领袖，和席拉这个中产阶层的社会活动家开始为他们共同的理想打拼。

     约金在NSDF的同事都是男性，但他本能地意识到，也许将来NSDF的新领导者会在那些住在人行道的穷苦妇女中产生。为此，他开始积极地培养联合会的这些女性成员。在约金的发动下，这些穷苦妇女开始讨论她们喜欢怎样的房子，学习基本的建筑知识，并为此存钱。这些妇女不识字，约金就教他们如何用沙丽和已婚妇女佩戴的项链来估测房屋的长度。

    席拉曾对约金的努力产生过怀疑，她怕徒然点燃大家的希望，将来会更加失望。但是约金非常坚定，他告诉她，“如果你没有信念，你就根本不该参与到脱贫的事业中来。”

   很快，那些第一批参与培训的妇女就积极地把她们学到技术本领和存钱的好处，告诉给孟买和其他城市的妇女，并将自己的这种守望相助叫MAHILA MILAN，意为“妇女会”，接下来的短短几年内，印度全国超过6万名女性加入到“妇女会”，她们一共存了7000万卢比（折合152万美金），并在银行和其他机构的帮助下清偿了将近1亿卢比（折合217万美金）的银行贷款，这是一个脱贫的奇迹。

你还能这样精力充沛地干多久呢？

    约金坚信穷人之间应该互相学习共同脱贫，于是他开始把在印度的成功经验和脱贫理念传播到其他国家。1989年，一群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妇女在孟买参加了“妇女会”的一个研讨。两年后，NSDF开始与南非贫民窟社区领导人进行常规性的互访。时至今日，国际贫民窟居民组织（NSDF是它下属的一个分支会员）连接起了34个国家的贫民，大家共谋脱贫事业。

对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言，卫生是他们的另一大问题。NSDF和印度多个市镇合作，为贫民窟设计并建造了800多个厕所——大部分厕所的建造负责人就是如本文开头时提到的香提•辛德那样的“白丁”妇女。

这个模式是如此成功，以至于2001年，约金的联合会组织受邀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厅里建起一座和实物一般大小的厕所。

    为了更详尽地了解他的工作，我来到了孟买一座高层公寓楼。家住底楼的女主人苏南达为我打开了她的家门。当我步入她家时，她14岁的女儿楚迪正坐在电脑屏幕前。“你在做什么呀？”我问女孩儿。“我在玩儿电脑游戏呢，”女孩呵呵笑着回答。

对于一个五口之家来说，这间20平米的居室也许有点挤。但和他们的旧居相比，这个新家简直就是豪宅了——之前，楚迪和她的父母、两个兄弟住在一个火车铁轨边的破败窝棚里。几十年来，这些搭建在铁轨边的棚屋严重影响了印度火车的通行，经过的火车不得不降低速度，几乎是爬行而过。终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印度政府决定把住在铁轨边的6万多贫民迁移到其他地方以提高火车的通行速度。而约金他们的联合会则被委以重任负责这次大迁移。

然而，突然间，铁路公司在没有通知居民的情况下单方面开始强行拆除棚屋。

约金和他的同事们花了5天的时间，找到所有他们能联系到的政府高官，才让铁路公司停了下来。而此时，已经有2000多个棚屋被强行拆除，居民被迫露宿街头。约金并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而停止联合会负责的迁移计划。他和联合会的同事们以市场价2/3的成本把居民安置到临时帐篷内。一年后，居民们搬入新家。

    这次搬迁计划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类项目之一，而约金和他的团队执行时的高效、平稳、有序，也吸引了其他地区面临相似窘境的政府的关注。肯尼亚政府还派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到孟买学习取经，以执行他们在本国首都内罗毕的搬迁项目。

    在我的采访将近尾声时，我终于在联合会的一个聚会上，有了与约金单独谈话的机会。当时他正和NSDF的女同事们愉快地聊天。我让他挤出几分钟给我，他勉强同意了。

   “你还能这样精力充沛地干多久呢？”我颇有些不礼貌地问他，因为我知道63岁的他除了患有糖尿病，还做过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除了健康状态不佳，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

    我的问题似乎让他觉得好笑。“这就是我的生活啊，”他回答我。“这也是我乐意的活法。你知道么，我唯一的祈祷就是有一天我能够死在某个脱贫的会议中，或者倒在我漫步着的某个贫民窟，要不我就倒在像今天这样的聚会上，聊着我们已建立的和憧憬的，走完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