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一年之后，父亲带我和姐姐凯特去看她。1955年，父亲把母亲送进卡玛利洛州立医院。我们住在洛杉矶附近的圣佛南度谷，距医院不过一小时车程，但那一小时车程却犹如十万八千里，我们很少去看她。母亲离开后，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光彩。

　　5岁的我和8岁的凯特坐在木兰树下，默默等待母亲，心中惴惴不安，不知道母亲现在情况如何。她会是什么样子？见到我们会有什么表现？父亲说，医生表示母亲在院中并不好过，尤其是头6个月。她常常哭，有时晚上会呼喊我和凯特的名字，医生就给她服用镇静剂。

　　我们终于看到母亲从远处走过来了，至少这个女人有点像我们从前的母亲，只是看上去老了很多，连走路都脚步不稳，抓着一个穿白色制服男人的手臂，慢慢走过来。

　　我两臂不禁起了鸡皮疙瘩。

　　没错，那是母亲。但她浓密的红发变得松散，失去了光泽，也失去了天然的卷曲。她以前殷勤体贴，充满活力，现在却没精打采，两眼悲伤。最令我害怕的是她那张脸，皮肤下微细的血管清晰可见，断断续续交织如网。那是她所受暴力折磨的印记，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多年后我才明白，母亲和许多被送进医院的人一样，不愿意也得接受可怕的电击治疗。

　　母亲在毯子上坐下来，先把凯特拉到身旁，然后是我。我一直渴望这一刻的到来，以为只要回到母亲怀抱，一切就会恢复正常。她会再度下厨、弹钢琴、照顾我等等。我们又会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母亲努力和我们聊天，说我们长大了很多，说我的头发很漂亮，又问起家里的小捣蛋奎尼怎么样了。我谈到那只狗爱在篱笆下挖洞，越说越起劲。母亲微笑着，似乎听得津津有味。

　　天色渐渐暗了，微风阵阵吹来。我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去，并告诉母亲说，不久会再来看她。

　　母亲突然说：“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真的不该在这个地方。”

　　气氛变得很僵。我和凯特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母亲哭了起来，父亲说：“好啦，好啦，朵丽，别哭了。”

　　母亲擦掉眼泪，知道丈夫不喜欢她情绪激动，用手拂拂衣服，仿佛弄平衣服的皱纹，就能理顺她坎坷的人生。她说：“好多了，和新的一样。”

　　母亲被带走了。我们转身离开，我感到十分不安。我们三人路上几乎没有说话，我问父亲：“什么时候再去看妈妈？”

　　“再说吧，孩子，再说吧。”

　　但其后9年，我们始终没有再去，一任母亲困在那里。很久以后，我才想到母亲的感受。

        母亲朵丽1910年生于底特律，她常说自己生来就是要当母亲的。她喜欢照顾丈夫高登和我们两姐妹。我小时候缺乏平衡感，常常跌倒，要母亲帮我把膝盖抹干净。

　　后来父亲说要离婚，打破了母亲温暖的家庭梦。不久，和我们同住的外婆去世，母亲悲伤不已。她和外婆感情很好；外婆死后，母亲经常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流泪。

　　过不了多久，父亲把我们姐妹带到邻居席勒斯家里，叫我们在那里过一天。我隐隐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否则席勒斯太太怎会一早就拿甜饼干给我们吃？

　　我坐在他们家的泳池边，每隔一会儿就说要上厕所，乘机从客厅窗户望出去，看看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第三次经过客厅时，看到父亲挽着母亲的手臂走向车子。母亲哭着，用祈求的眼神望着父亲，但最后还是上了车。父亲锁上车门，坐上驾驶座，开车离去。我目送车子慢慢消失在远处。

　　那天深夜，我和凯特都睡了，父亲才回来。我隐约记得他俯身亲吻我的额头，一阵烟酒气味。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们说，母亲病了，送去了医院。

　　我问：“她什么时候回家？”

　　父亲说：“暂时不会回来了。”我根本没有机会跟母亲道别。

　　我和姐姐一下子变成没有母亲的孩子。从前，我生病时，母亲会轻抚我的额头；她喜欢弹钢琴，又喜欢把餐桌摆得漂漂亮亮。现在，她不见了，就这样不见了。这对我们姐妹太不公平。我们感到忧郁、孤独，却不知归咎何人。邻居在我们面前会说：“这对姐妹真坚强，一定能渡过难关。”“别难过，你们还有父亲啊。”但是，他们在以为我们听不见时，却说：“可怜的孩子，以后怎么办？”

　　当时，男人独自负起监护子女的责任，是很少见的。父亲说自己“进退两难”。现在，我只有父亲可以倚赖，其中夹杂着恐惧与亲情。我常常惴惴不安，用手指卷弄头发，用嘴巴吸吮拇指。

　　父亲请来照顾我们的管家不久就辞工不干，其后接连几位都是那样。有一天，父亲突然把我和凯特送到修女会的寄宿学校。之后7年，除了假期回家，我们每个月才回家一次。我曾听到父亲在电话中说：“这是最好的安排了。”一切都来得太快，我们姐妹根本措手不及。

　　那是1957年的事，母亲被关到120公里以外的地方，如今我也被关起来了。年幼的我只会自怜，以为受苦的无非我们姐妹，不知道母亲也是身不由己。上世纪50年代，医学界对情绪性疾病缺乏认识，很多情绪问题，现在可以靠药物治疗，可以凭辅导解决，但当时却一律视作精神病。我后来成为记者，才知道从前的法律对像母亲这样的病患很不公平，只要法官同意，谁都可以以精神病为由，把自己的家人送进精神病院，不由他不同意。母亲被关起来时，正值盛年，只有45岁。

　　母亲的朋友有时谈起这件事，都说父亲把她送走，只是因为厌倦了她。父亲个性不羁，喜欢独来独往，却前后娶了四位妻子，家母是第二个。父亲1910年出生于肯塔基州柯文顿市，长大后，四处闯荡，搭便车一路来到加州。他1945年和家母结婚，从事房地产工作，还生下我们两姐妹，但从来没有真正安顿下来。他的兴趣不在家庭，而在酒吧，常上酒吧喝马提尼、抽烟，有机会就和美女打情骂俏。

　　据父亲和医生说，家母是因经受不住婚姻不合和丧母的双重打击，导致精神崩溃。有一晚他们争吵后，父亲要上酒吧，母亲苦苦哀求，请父亲不要弃她而去；说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不能没有他。但父亲头也不回。母亲苦恼极了，也不管身穿睡衣，追着父亲沿街哭啼。

　　是母亲性情太敏感，还是父亲太不擅长处理感情，太不忠于婚姻？我当时年幼，不明事理，而且养大我的是父亲，不免受他影响，把过错推到母亲身上。毕竟，一去不还的是母亲。

　　父亲一定以为我将来的命运和母亲相似。每次我因事哭泣，他都会说：“小心点，不要像你妈妈那样。”他还教我：“你要学会自制，像我这样。我不依赖任何人。”

　　母亲的朋友初次见到我，不少都觉得我和母亲十分相似，异口同声说：“有其母必有其女。”他们认为那是美事，殊不知当时我最恨别人说我像母亲，害怕将来会和她一样。我努力摆脱母亲的影子。

        今天，每次看到囚犯服刑多年后步出监狱的影片，我就会想到母亲1964年走出卡玛利洛州立医院的情景。我当时不知她出院，自然没去接她。我希望那是美丽的一天，晴朗温暖的一天。

　　那年她54岁，没有家庭，没有工作，父母已殁，丈夫也和她离婚了。两个女儿极少和她联络，有等于无。她要找工作，但履历表怎么写？说在精神病院住了9年？她唯一的财产，是两个手提箱和几张照片：有她父母的，还有我和凯特小时候的。

　　后来，母亲告诉我和凯特，要不是医院的一位心理学家古曼医生关心，她可能还要好几年才能出院。她觉得古曼医生真是名副其实的古道热肠，很关心病人。这位好医生注意到母亲在泳池以及野餐时的举止，并发觉她很得医护人员和其他病人的欢喜，谈吐温文尔雅，使人舒服，令人欢笑。

　　父亲却有另一套说法。他说自己申请离婚之后，母亲才“醒过来”。根据当年加州法律，夫妇任何一方进了精神病院，另一方不可自行离婚，以免对病患不公平。因此，父亲一直拖着。1964年，这条法律被修订，父亲马上办理了离婚手续。他认为，他的行动打破了母亲的幻想，令母亲明白，即使留在医院里，也不能留住丈夫。

　　母亲能够自立之前，必须获得照顾。古曼医生请父亲负起这个责任，但父亲不肯，说要一刀两断，只答应给母亲一些钱，建议她去找表亲马歇尔•麦考伊。

　　母亲不愿离我们姐妹太远，本来想住在洛杉矶，但和马歇尔商量之后，决定先站稳脚步，在加州小镇欧克斯纳一家汽车旅馆暂时住下来，每周租金37美元。母亲当年精神健旺，虽然饱受大量药物和冷漠人情的摧残，身心痛苦，但意志还未被完全消磨。她努力寻找工作，勤听收音机，练习速记。

　　她到凯莉女子职业介绍所登记，由于测验成绩好，获聘担任秘书。其后几个月，她身兼二职，终于有钱买一辆二手车，并在私人住宅租了一间房间。现在，她随时可以邀请我们姐妹过去，满心希望母女关系可以恢复如前。

　　至于我们姐妹，早已从修女会寄宿学校毕业，上了高中，和父亲住在一起。他的女朋友多不胜数，在我们家中川流不息。父亲照顾我们的基本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以及赠送圣诞节和生日礼物，但此外就完全不知道如何养育孩子。

　　有一天，他趁我们不在，把我们的爱犬奎尼送走了。他锁上了自己的房门，以免被我们打扰。我们步入青春期之后，父亲给我们的忠告是：“女人必须有多套黑色短晚礼服。”“不要随便结婚，生儿育女。看看你们母亲的下场吧。重要的是找一份好工作。”

　　当时母亲对我而言简直如同陌生人，在我多年来的成长过程中，她并不占有一席之地。所以，1966年复活节的周末，父亲安排我们去欧克斯纳小镇看她，我大发脾气，说那样的会面太勉强、太虚假，又说自己已经不再需要母亲了——当时我的确这样想。

　　父亲断然说：“你一定要去，不必多说。”

　　母亲在巴士站等着，见到我们，张开双臂跑过来。她的样子比实际年龄要老，左眼角下垂，双手捧着我的脸亲吻，我不知道该怎样办，只是说：“真高兴见到你。”凯特的反应更僵，抽身后退。

　　母亲把我们的手提箱放进残旧的蓝色福特汽车里。我当时心想，这样一辆废铁，和父亲的高级凯迪拉克简直不能比。万一有认识的人在这个牧牛小镇看到我坐这样的破车，那真是丢脸。那个周末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我只记得母亲尽力使我们开心。她说：“对我而言，你们还是小女孩。”语气苦涩。不过，对我们来说，她给我们的太少了，也太迟了。

　　事隔多年，今天我想起自己当时对母亲的态度，还是惭愧不已。

　　其后几年，我们去看母亲的次数渐多，大约一个月一次，不是在欧克斯纳，就是在洛杉矶。我对她的反感逐渐消失。她常常说我们是她的宝贝，带我们去看电影、打迷你高尔夫球、去海滩游泳、逛商店等等。她让凯特和男朋友约会、化妆打扮，并且穿比基尼躺在泳池边。这是父亲严禁的，认为“有伤风化”。

        每次去探望母亲，我都有度假的感觉。她说：“我要你们放松一下。”她买书给我，有一年复活节还送我一只小鸡，因为我喜欢小动物。星期天早上，她有时会悄悄拉开我的被子，爬上床，睡在我旁边，像从前一样，轻抚我的头发。起初，我很不习惯，甚至有些反感，于是假装睡得迷迷糊糊，把她推下床。

　　母亲喜欢重温过去，常说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不是我要离开你们。”

　　后来母亲遇上哈洛•韩森，他是个和气纯朴的男人，母亲喜欢跟他一起骑脚踏车和到海滨野餐。1981年，两人在欧克斯纳市长老会教堂的美丽花园里举行婚礼，母亲容光焕发，身穿绿色丝绸连衣裙，配一束栀子花，我从没见过她那么漂亮。知道她往事的人都哭了。她曾经失去一切，承受莫大悲伤，能有这一天实在不容易。母亲71岁时终于找到了真爱。

　　对我们来说，母亲的家逐渐取代了父亲的家。我们去看母亲时，她会说：“这个家也是你们的。”我们常常坐在泳池边，看哈洛烤牛排，而母亲会准备玛格丽特鸡尾酒和我们爱吃的烤香菇。

　　有一天，我在报上看到出售二手钢琴的广告，便打电话去问，讨价还价之后，600美元降为500美元。母亲非常高兴，和丈夫把钢琴搬回住所。现在，她又可以弹琴了，用双手弹出新生的喜悦，送走往日的悲哀。

　　1984年，父亲74岁，有一天在餐厅昏倒。我和凯特也在场，以为是心脏病发作。酒保打电话找医生，但父亲不肯去医院：“我没事，带我回家就行了。”他开始服用硝化甘油。

　　几个月后父亲中风。医生嘱附：“不要吃油炸的食物，不要抽烟！切勿掉以轻心。”他根本不听。

　　我很担心。父亲的新妻子莫琳说：“你也知道，你父亲很固执，不喜欢听人吩咐。”

　　几个月后，他再度中风。我到医院，见他正在睡觉，嘴巴张开，残存左右太阳穴的头发灰白稀疏，眼袋浮肿。我几乎不能相信他就是我童年时的那个独裁家长。

　　父亲出院后，一直没有恢复健康。有一天，他说想见凯特，我听了不禁愕然。他和凯特吵过好多次，过去5年已不再见面交谈。

　　我对姐姐说：“你就见他一次吧，他来日无多了。”凯特和我上门看他，父亲笑着把凯特抱在怀里，两人试着找话题闲聊了一会，最后，凯特说想和父亲私下谈谈。过了20分钟，他们从房间里走出来，我看到父亲眼中含着泪。凯特说：“玛丽，走吧，时间差不多了。”

　　凯特告诉我说，为了消除折磨她多年的愤怒，她决定向父亲直言：“我们是你的孩子，你却残忍、自私，令我们和母亲饱受痛苦。”她说父亲低下头，双目含泪，然后抬起头像孩子般低声说：“对不起。”

　　那是凯特最后一次见他了。父亲危在旦夕的时候，她都不肯再去探望，她说早已把父亲埋葬。那时我已接受多年的心理治疗，努力驱除几十年来心中的忧郁和孤独感。也许，跟母亲走出精神病院时一样，我还抱着一点未灭的希望。我相信人生可以更美好。

　　父亲去世前几天，我去看他，握着他的手。

　　父亲火化后，骨灰遵照他的遗嘱撒在海里，没有悼念仪式。他已经没有朋友了。

　　1985年复活节，我和姐姐去探望母亲，见到她时，内心不禁一沉。两年前，她被检查出患了子宫癌，做过手术和化疗，好了一点，后来复发。但母亲依然乐观，说会战胜病魔，我们也信以为真。

　　但复活节那天，我们看到了事实。母亲瘦了将近10公斤，头发变得稀疏。不过，她还是和往常一样，费尽心思款待我们。

　　饭桌上摆了鲜花和一篮彩蛋。母亲穿着黄色纱质连身裙，和我们围坐在一起。哈洛端上火腿，但母亲只吃了几口。

　　她看到我们泫然泪下，就说：“孩子，不要悲伤。这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饭后，母亲坐在钢琴前，和往日一样弹起来，手指在琴键上娴雅地舞动，同时哼着唱着。她自知不久人世，但没有丝毫恐惧。我望着瘦弱的母亲，最后一次听她为我们唱歌，觉得这是她一生最美丽祥和的时候。那次她唱的是《不能实现的梦》。

　　我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母亲出院后多年，我对她仍是冷冰冰的，现在想起来，惭愧极了：“你能原谅我吗？”

　　她微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孩子，没那个必要。我明白你当时的心情。”

　　9月的一个夜晚，医生打电话通知我们：“你们的母亲恐怕快要去了。”我听后，呆了好几分钟。

　　哈洛在医院等候我们，和我们一起走进母亲的病房。我站在她床边，看着生命从那瘦弱的身躯逐渐流逝，想到要再一次失去母亲，不禁悲从中来，我爬上床，躺在母亲身边。

　　当年是母亲爬到我床上。这个循环母女都明白，不必多说什么。

　　我握着母亲孱弱的手，她最后一次给我忠告：“孩子，你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优点。我真希望你能看到我眼中的你。找个伴侣吧。人生已经够艰难的了。”

　　不久，母亲的手松开了。她昏昏沉沉睡去。

　　我和姐姐出去吃饭，半小时之后回来，母亲已经走了。她熬了很久，女儿不在身边的时候，才舍得离开。

　　母亲的遗言说要火化，骨灰葬在她母亲墓旁，在我们以前的家附近圣佛南度谷的一个坟场。我去取骨灰时，他们给我一个褐色盒子，捧在手里，还有些温暖。

　　母亲的朋友和昔日同事纷纷来到她的住所参加追悼会。由于人多拥挤，有些要站到外面院子里。哈洛哭着递点心款待前来吊丧的客人。他真是母亲的好伴侣。

　　我一面招呼客人，一面想到父母之死：父亲死时，几乎无人陪伴在侧；母亲死时，却是沐浴在无穷的爱之中。她走过黑暗，凭着善良的天性和坚强的意志，重新找到出路，还使我们姐妹看到什么叫作母爱，为我们指点人生的方向。

　　那天，我发觉有些人定睛望着我。他们一定在想：母女俩多么相似啊！我笑了，自豪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