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70古稀之年的倪匡爱呵呵大笑，说话急速，幽默机灵，闲闲一句便是智慧。

　　20年前，我请倪匡传授心得给有志写作的人时，他说：“爱写作的人，拿起笔便会写，写不出是因为没天分，写作是学不来的。”

　　20年后，他的写作生涯已有45年，创作了400多个剧本，出版的小说包括100多本《卫斯理》、60多本《女黑侠木兰花》、50多本《原振侠》，还有以笔名“罗开”写的多本小说，以及其他武侠小说、影评和散文集，他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多元化又多产的作家。今天再问他的写作心得，答案大同小异：“写作是我唯一的谋生本领。”

　　倪匡爱阅读，可以在一天之内看完几本书，速读的窍门很简单：“喜欢看便会看得快，10岁前我已经看了整套《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小学时已读了很多中国名著，遇到不明白之处，便留待中学时再看。”成了著名作家后，他仍然热爱阅读。

　　从内地到香港后不久，倪匡便发现写作可以谋生：“1957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杂工，每天工资3元半，管工先扣6角，实际得2元9角。我在等待分配工作时，闲来便读报纸、杂志，看到副刊有很多连载小说，我说‘这类东西，我也会写’，但没人相信。于是我便大胆投稿到当时的《工商日报》，后来编辑约见，说给我90元稿费，我开心得不得了。别忘记，做杂工日薪才2元9角，呵呵呵！自此，我觉得可以靠写稿谋生了。”

　　后来，倪匡出于兴趣写杂文投稿到《真报》，没有收取稿费，结果得到了回报。“报馆雇用我做杂役兼校对，月薪130元。有一次，在副刊写武侠小说的司马翎断稿，我帮忙续写，稿费每1000字3元，每天写2000多字，有7元稿费，一个月下来，共得210元，比我的薪金还要高。”从这时起，倪匡成为自由作家，第一本出版的小说是《呼伦池的微波》。不过他自己也没有第一本小说的藏本。

　　倪匡写稿的速度惊人，每小时可以写5000多字，平均写1个字不需要1秒钟。“产量最高时，每天写12篇连载小说和6篇杂文，我想可以说是破世界纪录。写20000字，不用5个小时，好轻松，还可以搓麻将。”他一天最多写20000字，最少8000字，平均每天约写10000字。45年共有16000多天，计算下来，至少写就了上亿汉字，他大概是现今以汉字写作产量最丰的人。

　　“我从没断过稿，编辑见到我最开心。”倪匡写稿的规矩是先收稿酬，然后交稿。若他收了支票，在约定的日期早上9时到他家按门铃，不论10万字还是20万字，稿件早已完成。“这是责任，就算宿醉未醒或病了，仍然照写。”看来成功是有原因的。

　　源源不绝的灵感从何而来？“写稿是本能反应，拿起笔就可以写，毋须用脑，所以我70岁了也没白头发，因为不曾花脑筋，呵呵呵！”

　　倪匡曾指点写小说的简单方程式：“首好、中废、尾精，”即是文首要精彩，引起注意；中段可以尽是废话，结尾要精彩绝伦，留给读者好印象。他现在补充：“结尾尽量圆满，不能圆满也罢，数十元一本书还苛求什么？”

　　芸芸著作之中，他最喜欢《卫斯理》系列的《寻梦》：“《寻梦》的情节好玩，故事和结构都完整。”

　　同行中，他最推崇金庸：“我用16个字来形容金庸：‘金庸小说天下第一，古今中外无出其右，’看小说60多年，现在拿起金庸小说仍爱不释手。我很反对他近年改写一些小说情节，我认为原来的版本最好。”

　　2004，倪匡正式封笔。“我写稿的配额满了，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出来。我写稿从来不会觉得辛苦，可是写最后一本书时，感到很痛苦，更是做噩梦。我知道写稿的配额已经用完，我唯有草草把它写完，所以书名是《只限老友》，不是老朋友就不要看了。”后来，他甚至把一个每天200字、每月稿酬港币6万元的报纸专栏也推掉了。对此他乐天知命，不觉可惜。

　　他饮酒和抽烟的配额也用完了。“从前一日能喝一升ＸＯ白兰地，这次回香港，朋友请我喝了两杯路易十三ＸＯ，我醉了两天，下不了床，好像生了大病一样；现在只可勉强喝一瓶啤酒。年轻时，每天抽5包烟，连刷牙时也抽；十几年前，忽然觉得配额够了，便不想抽了。”

　　他最爱吃禾花雀，认为要连骨才好吃，但配额也满了。以前可以一口气吃20多只，这次回来，吃了两只便觉得牙齿乏力。

　　虽然各样配额逐个用完，倪匡却不觉得苦：“想做但做不到才会痛苦，根本不想做又怎会痛苦？”他还幽自己一默：“汝有四好，酒色财气，现在多加4个字：四大皆空！呵呵呵。”

　　“现在我最想做的事，是开开心心陪着倪太太，所以这次才破例陪她回来。这对我来说，是很难做的决定。移民美国旧金山13年来，倪太太常回香港，我不肯陪她。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我已经70多岁，时日无多，不要作无谓的分离了。”

　　别以为他怕死，他豁达地开玩笑：“刚踏入2005年，还未生日，已十分开心。如果这一年离去，放在灵车前的相片下写着我的生卒年份可以是1935至2005，齐齐整整的多好看；黄霑是1941至2004年，多难看。”

　　倪匡很满意过去70年的生命。“谁想到年轻时那么艰苦，后来会那么好玩。在江苏北部时，每天都要体力劳动，一个月才分配到45斤白米，20天便吃完了，总会挨饿，所以现在见到一大碗白米饭，便会开心得大笑。”

　　我终于明白，为何每次跟倪匡用膳时，他总是开怀大笑。

　　倪匡很感恩：“我真的好福气，太太、儿女、朋友都对我好，上天对我真好，还给我写作的本领。”

　　倪匡多年前忽然主动成为基督徒。他读了很多遍《圣经》，满有心得。曾经有人刁难他，问道：“《圣经》上说，上帝是万能的，上帝可否造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这是个双输的难题，若上帝不会造这块石，就是说他非万能，但如果真的造了这块石头，却连上帝也搬不动，上帝也不是万能。难题遇上倪匡，马上迎刃而解：“我跟他说，我怎么知道？你自己去问上帝吧。呵呵呵。”他脑筋转得快，与他倾谈总有意外惊喜和收获。

　　倪太太却不以为然，虽然她对倪匡千依百顺，但也会抱怨他的行径古怪。低调的倪太太罕见地开腔：“他是典型的老顽童，常古灵精怪的，气煞人，我会忍不住骂他：‘你究竟是我老公，还是我儿子？’”

　　倪匡在旁陪笑道：“我嬉皮笑脸地逗逗她，便没事。”夫妻相处之道贵乎互相迁就。

　　倪匡育有一对子女，大女儿倪穗、儿子倪震都是文化圈人，倪匡跟他们关系密切。他的亲子窍门是奉行自由政策。“我忙于写稿和吃喝玩乐，管教责任全交给太太。我从不用家长口吻跟儿女说话，我把他们当作朋友，一切听其自然，对他们没有特别期望，因为期望也无用。我从不介意孩子顽皮，聪明的孩子一定顽皮。”

　　倪匡相识满天下，人缘甚佳，他这次回港，人已不在江湖，但各方好友热情不减，他的约会排得满满的。蔡澜虽然忙于写美食经和做高级旅行团导游，仍抽空领倪匡四处品尝美食，又带他去澳门玩。有朋友在五星级酒店设宴欢迎他归来；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博士学位的金庸，也特地赶回香港，与他结伴同游韩国。

　　之所以能广结人缘，倪匡这样分析：“我性格随和，总觉得人本性不坏，只记住别人的好处多，坏处少；加上我是独自工作，从不跟任何人有直接关系，没办公室政治，不会有利益矛盾。我很少与人冲突，话不投机的便不再见，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做朋友。”

　　朋友都舍不得倪匡，纷纷哄他留下来，他颇为心动，但仍旧依照计划返回旧金山，不知道哪天才重临香港。不过，他豪迈的“呵呵呵”，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