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上环古玩修补师傅的作坊里结识万先生。26年前的事了，他带着一件紫檀砚屏给师傅修补，小小4块镜屏镶着梁启超4幅行楷，录4首七律，写得标致极了。“广州旧家找回来的任公遗墨，”万先生说，“袖珍，稀世！”

六七十岁的斯文人，满头花白，一脸书卷，十分清雅，一辈子在钱庄做事。他半生研究梁启超，收藏梁启超，交往熟了还带我到他西环山坡上的寓所观赏梁任公墨宝，集诗词对联大小十几对，中堂也有些，临碑帖的册页三四件，还有刻着任公法书的红木笔筒、臂搁，一件都不卖，一叠信札也不卖。

星期天逛古董街常常碰到万先生，逛完一起喝奶茶聊天，他最爱讲梁启超的一些小故事。他说李惠仙嫁给梁启超的时候带着一名丫环王来喜，梁家家务、财务都归她一手操持，李惠仙去世后王来喜成了梁任公侧室，一心照顾梁家9个孩子。“她的生平资料我手头残缺不全，真是憾事！”

万先生说梁启超还有一位知己叫何惠珍，是28岁奉老师康有为之召到檀香山时认识的。“华侨富商的千金，美丽聪明，替梁先生当传译，在报上写文章为梁先生的政见辩护，数度表白愿此生做梁先生的人。梁先生尽管动心也数度回绝，说他与谭嗣同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怎么说都不应该食言纳妾！”

我少年时代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读书之时，曾在教务长林揖舜先生书案上见过一通梁启超信札。青绿八行笺钤上一枚朱红私章，墨色焕发，行书粗细有致，漂亮得不得了。我说跟我们校长张本立先生的字有点像，林先生笑说校长的功底虽然带北碑之雄强，毕竟少了梁任公《张黑女碑》的魂魄！梁任公论书有一段林先生教过：“书派之分，南北大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

任公法书亦碑亦帖，方整的气韵流露秀逸的气度，对联条幅夹带风雨楼头挺拔之姿，靠的是这道功力。友人替我猎来一柄扇子，仿佛一字一故事。听说胡适推断任公流传下来的遗墨不会少过三万件，字字用神，那是他惦记自己名气不小的压力，担心后世书香中人细细推敲他笔下的一笔一划。

这样认真掂量身后荣辱的人也许也注定事事克己。听说，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何惠珍从檀香山专程回国看他，他只在办公室见她一面。李惠仙病逝，何惠珍也从檀香山专程回国看他，他依然婉拒她的深情。何小姐在《京报》当编辑的表姐夫梁秋水责备他“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王来喜就是王桂荃（她原是梁启超结发妻子李惠仙在成亲时带进梁家的丫环。后梁家为了能够香火旺盛，在李惠仙的准许下，梁启超娶王桂荃为妾。）。旧报刊上有一篇《梁启超的婚恋》说，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几乎都跟王桂荃很亲，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文章里还说梁启超尽管收了她为侧室，毕竟有些避忌，不想张扬，写信提她多称“王姑娘”、“三姨”、“来喜”，只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逢临产，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用‘小妾’之称”。那样说，李惠仙在世之日，梁启超与王桂荃早已经好过了——檀香山的何惠珍爱得真可怜。

文章说1968年王桂荃85岁，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凶，她和她的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过了文革，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和李惠仙合葬的墓园里种下一株母亲树，还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个可爱可敬的娘。

梁启超戊戌变法后去了日本，民国初年做过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还做过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一度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我常想，广东人在北方政坛学界闯得出梁任公这样的大名堂，多不容易！”台北诗家张心叶先生告诉我。

张老先生说他听过孙中山的录音，真是广东人说官话；梁启超无录音带可听，问友人才知道他起初官话说得甚差，光绪帝召见，两人根本没法畅谈，只赏给他小小六品，幸亏李惠仙久居京华，官话流利，天天教他，他的官话终于有板有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