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日，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4位台湾流行乐坛悍将组成“纵贯线乐团（Super Band）”，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他们的巡回演唱会，今年3月7日从台北开始，3月底至香港，4月抵达北京和杭州，7月到上海。4位音乐人的年龄总和，已接近200岁。

他们的创作道路，除了贯穿华语流行曲的发展脉络，更是近30年来社会变迁的见证。

这 4人加上炙手可热的填词人林夕，这条纵贯台湾，继而伸展到香港，再辐射至大陆的流行乐坛生命线，无比清晰。

由林夕组织，5位乐坛老将进行了一次深度座谈，刊登于《明日风尚》2009年3月号。本文摘录了其中的精华片断，以飨读者。

80年代， 台湾，知识分子成乐坛主体

主持人： 这次对谈主要是经验分享，首先希望大家谈一下自己的音乐历程。1982年，大佑出了第一张唱片（还是黑胶唱片）《之乎者也》。当时，大陆的改革开放才开始，台湾仍处于一个很压抑的环境，而香港则面对九七回归的中英会谈……CD，也就是数码的音乐载体，刚刚面世。一切就好像一个发动机刚启动，从这个点开始，在往后差不多30年的岁月里，不仅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请你们先谈一下入行时的社会环境和乐坛的情况。

周华健：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音乐界应该说是一个灰色地带。

罗大佑： 对。刚做唱片的时候遇到不少困难，很多公司不愿意出这一类型的唱片，觉得不太可能有市场。那时候是校园民歌的天下，没有人能想像得到摇滚这种形态可以跟国语歌结合在一起。大家比较习惯一种easy的、木吉他的唱歌方式。

但是大家都觉得是时机了，应该改变。那时舞台有“云门舞集”，文学有《汉声》，陈映真大概也在这时候出版了他的《人间》杂志。

罗大佑： 对。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表达自己的声音。那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只是想表达一些东西。

李宗盛： 我入行之前有民歌运动，我们是这个阶段被带起来的小朋友。在我们之前，流行歌就是日本殖民地的一类歌曲。它没有一个行业，只有浪人与艺妓。在我们这一代却有大量知识分子加入。我觉得这是台湾华语流行曲在几十年中领先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最崇拜的制作人如李寿全，把大学生、知识分子带入这个行业，把整个行业的素质“挺”起来了。华语流行曲获得血脉的源头、最初受精的过程就是这些人在参与。这跟现在的环境很不一样。

罗大佑： 小李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当时知识分子去做音乐， 不见得是想做什么， 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因为流行歌，和民歌一样，它的力量是大的，我们不希望整个环境都是别人的声音，或只有一种声音。做音乐的原因是不要被感染，不要被弄成那样子，要多元化。

周华健： 我就是那个时候被台湾已经成气候的流行歌坛所吸引。我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也爱唱歌，有喜欢的偶像。来台湾以后我觉得这里的歌曲不太一样：原来流行歌可以讲这种故事，原来流行歌可以是一种文体，以后是可以留下来的，让我觉得这个行业很伟大。从校园民歌，到大佑那种“我就要找你麻烦，你不要管我”的个性，再到李宗盛的那些情歌……哗，原来词可以这样的，原来可以把心事唱出来，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心事却被你发现。这个很吸引人、很迷人。我就是这样被吸引进来的。

墨镜？会通过吗？拿掉！

罗大佑： 你刚刚讲它的魅力来源，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70年代的校园民歌，大部分是在电台上存在，80年代才开始大量在电视上播放。我记得我刚刚开始上电视时很不自在，他们觉得我奇怪，我也觉得他们奇怪。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墨镜？会通过吗？拿掉！

周华健： 我在综艺节目里看到几个歌手，把头发扎起来挤到衣服里面。长头发不能上电视，男生不应该留长头发。以前还有警察会抓你，见你头发太长就剪你一刀。

张震岳：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我读国小和初中时听的音乐都是国语流行音乐。台北那时候有一家 “木船”民歌西餐厅搞民歌比赛，捧出很多歌手。我参加的时候才17岁，很幸运得了优胜奖。我在70年代也受到民歌的影响，但那时候已经是晚期的民歌了。国语流行音乐开始起来的时候，我听的大都是滚石的。我觉得滚石的音乐和其他唱片公司的不太一样，比较多创作歌手，偶像比较少。初中时，我的女生同学们是比较喜欢偶像的：小虎队啦、红孩儿啦……可能我骨子里有一种反叛的东西吧， 我才不要听那种东西， 我要听滚石的。其实那时候很鲜明， 滚石唱片（按：1980年创立）和飞碟唱片（按：1982年创立）是两大派别。

我觉得我的养分有两部分来源：一是国语流行歌曲，在座三位我非常非常熟悉，一直听他们的歌。还有就是西方的摇滚。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写所谓非常大众化的情歌，也可以写一些重的、摇滚的东西。这两个特质在我身上是可以共存的，没有冲突，而且还是互动的。

刚刚提到知识分子对国语流行乐坛的影响，我非常认同。台湾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曾被作为殖民地，可是台湾人的个性，就是那么扎实、不忘本。即使有很多文化进来，都可以反刍成为自己的东西， 一直到现在都一样。

林夕写一首，黄可以写9首

林夕： 我是在80年代中期入行的。我跟4位不同，你们都是全面性的，我只是个纯粹的填词人。那时刚好有中英谈判，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会很投入，但不关心的人完全可以独善其身。娱乐圈就是娱乐圈，我可以大胆地说，香港的流行乐坛和香港方方面面的环境是脱节的，是独立存在的。我出道的时候，香港乐坛的制作人才大部分都是工程出身，技术很好，录音很讲究。可是他们对歌词是没有要求的，因为不懂得去要求。在香港，自称知识分子的人看不起流行曲和娱乐圈。我本人，不好意思也要说一句，算是一个有常识和通识的知识分子。（众人笑）

70年代到80年代中，流行曲的文化和电视剧的文化是连在一起的，梅艳芳、张国荣出来以后，流行曲才比较独立，由电台来做主导。由于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电台看不起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那时候有改编歌曲的风气， 改编外国歌、日本歌。我出道的时候，像达明一派等乐队的风潮也开始了，开始有原创歌曲。作曲、编曲的人多了，他们受外国音乐影响很大，特别是英国乐队风格。那时出现了电子音乐乐队的潮流。

那时，我自觉有种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使写同一类题材也想写得有分别。后来旋律愈来愈多，我曾跟黄 说，以作词的时间来说，我写一首你可以写9首，因为顾嘉辉那些小调， 旋律很简单。再者，即使表达同样内容，我也希望能做一个现代的诠释。还有，翻译以外，我在大学最主要是学新诗的。我希望把写新诗的手法引入流行曲。过去的填词人是用古典诗词的写法，我希望把歌词散文化、小说化、新诗化。在我以前，很少会有人把歌词写成一个故事，都是很简单的情节和片段，或者是体会人生的一些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