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 如不是那则半恶作剧式的“无限资本”广告，4个年轻人也许永远也想不到，他们将成就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话”——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Music & Art Fair），当年8月15日至18日在美国纽约州贝塞尔举行。

这个原本计划只进行三天的音乐节，却在暴雨滂沱中几乎没有间歇地持续了4天。它预计的观众人数是10万，却吸引来了超过40万的乐迷，最后变成了一场对后来者完全免费的演出。

尽管这场有30多支乐队和艺人参演的音乐节导致了纽约州历史上最大的交通堵塞，尽管现场的食物、医疗和卫生设备严重不足，却没有发生任何的混乱。在这4天里，这个类似“瞬间乌托邦”的大集会造就了“纽约州的第三大城市”。虽然只有12名警察维持秩序，这个“城市”的犯罪率却几乎为零——有两人因为意外而死亡，但同时也有两个生命在此诞生。

在这4天里，摇滚乐史无前例地展示出了自己所拥有的力量——人们通过音乐寻求共同的理想，向时代发出了自己的回应。在这4天里，“嬉皮文化”也通过摇滚乐、鲜花、“爱与和平”，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内涵和外延。而贯穿整个音乐节始终的分享、互助、互敬、互爱的精神，则向世人证明了它存在的意义。

摇滚与嬉皮运动，让上世纪60年代成为了一个经历者无法忘怀、回顾者津津乐道的时代。而生在其中并创造历史的人，却往往并非有意。

历史的机缘巧合常常以不经意的方式降落在人们身上，就像伍德斯托克的故事一样，我们还得从“无限资本”说起。

开录音棚的点子变成了举办户外音乐节

“年轻人寻求有趣又合法的投资机会和商业项目，他们拥有无限资本。”1967年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一则广告这样写道。登广告的是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约翰·罗伯茨与乔尔·罗森曼。前者是一家大制药公司的继承人，后者是耶鲁毕业的法学博士。

其时，两人正合作给一家电视台编写长篇肥皂剧，主人翁是“钱比点子多的年轻人”。为了切实地体验生活，他们在当时美国最大的两家报纸《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登出了这则广告。

接下来，是铺天盖地的回复，一共五千多份。在这些回复中，他们看中了一份建议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小镇开录音棚的计划书。当时的伍德斯托克小镇，风景优美、生活舒适，吸引了许多著名的摇滚艺人迁居于此，其中包括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谣歌手鲍勃·迪伦，流行音乐史中最重要的电吉他演奏者吉米·亨德里克斯，以及20世纪6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摇滚女歌手贾尼斯·乔普林。

罗伯茨和罗森曼约来了计划书的作者——两名同样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麦克·朗与阿蒂·科恩菲尔德。4个年轻人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录音棚的计划。然而，经过一番热论之后，开录音棚的点子却变成了举办户外音乐艺术节。“他俩一脸迷惑地看着我。”麦克·朗事后回忆说，“尽管嬉皮文化对他们而言是新奇的，但他们对这个计划依然很感兴趣。”

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当然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作为主要资助人，尽管罗伯茨拥有非常雄厚的经济实力，但他开始也有点犹疑不决。最终，也许是受到1967年举办且获得巨大成功的“蒙特利国际流行音乐节”的鼓励，他还是下定了决心。

罗伯茨是一个非常有理性和控制力的人，清楚地知道想要使投资成功需要做什么和怎么做。而麦克·朗则是一个感性、富有激情和想像力的人。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互补的组合，为这4个年轻人合作的成功以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顺利举办做好了铺垫。

“有一个养猪的农夫要邀请你去他的农场演出”

4人将音乐节的观众人数定为10万人以内，预计投资50万美金。他们将项目命名为“伍德斯托克投资”，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奔波起来。他们要寻找场地，要租用设备，要寻找调音师，要获得举办演出的批文，还要说服乐队和艺人来参加演出。这一切，对这4个没有太多经验的年轻人来说，既是新鲜的，也是充满波折的。

1969年春，“伍德斯托克投资”花一万美金租下了位于沃克尔镇、面积为1.2平方公里的“米尔斯工业园”，并告诉当地官员，音乐节的观众不会超过5万人。与此同时，组织者们也展开了音乐节的宣传活动。他们将音乐节主题定为“三天的音乐与和平”。到5月的时候，音乐节的广告已经出现在了许多杂志和电台广播中。

但是，由于担心长发披肩、奇装异服的嬉皮士可能带来“天下大乱”的局面，音乐节项目遭到了沃克尔镇居民的反对。到7月份，沃克尔的官员正式否决了该项目，理由是音乐节计划使用的移动厕所不能达到当地规定的标准。

随后，经人介绍，“伍德斯托克投资”找到了乳牛农场主马克思·雅思各。雅思各的农场有2.4平方公里，而且还有一个天然的碗状斜坡，非常有利于音乐节场地的搭建和演出。“伍德斯托克投资”花了7.5万美金租下了这个农场，另外花了2.5万美金租下了附近一些居民的土地。

同样地，组织者们还是告诉雅思各农场所在地贝塞尔镇的官员，参加音乐节的观众不会超过5万人。尽管获得了贝塞尔镇律师和建筑检察官的批准，但镇政府拒绝颁发这些批准，并且下达了要求音乐节“停工”的命令。然而此时，已经有成千乐迷们开始抵达贝塞尔。由于担心引发混乱，贝塞尔镇的官员没有强制执行“停工令”，音乐节的搭建工作也就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中继续下去了。

而另一方面，邀请到足够出色的摇滚乐队和艺人，对“伍德斯托克投资”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这4个年轻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很多艺人甚至担心是否能按约拿到演出报酬。摇滚艺人汤米·詹姆斯当时正在夏威夷度假，他说自己的秘书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养猪的农夫要邀请你去他的农场演出，”于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这个伟大聚会的邀请。

不过，好在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组织者们决定付给艺人双倍于市场价的演出费用。他们以1.2万美金签下了杰弗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是美国最负盛名的摇滚团体之一），又以1.15万美金请来了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Creedence Clearwater Rivival是20世纪60到70年代最受喜爱的一支超级摇滚乐队。他们的音乐植根于美国南方的民间音乐，早年的歌曲带有强烈的布鲁斯色彩），还以1.25万美元请来了谁人乐队（The Who是与披头士和“滚石”乐队同时期的英国摇滚乐团，以音色异常嘈杂喧嚣的个性特征立于乐坛，并逐渐确立了“布兰顿之声”的音乐风格。其现场演出尤其受推崇，被形容为“可能是史上最佳的现场演出乐团”）。最后，在乐队和艺人费用上，他们一共花去了18万美金。

场地、艺人、设备，统统就绪了。音乐节将如期举行。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而惊人的“意外”

然而，谁也没想到，接下来涌向音乐节的乐迷阵营竟然如此庞大。首先是预售票销售火爆，一共卖掉了18.6万张。组织者当时预计三天总共应该会有20万人前来。然而，随着大规模交通堵塞的发生，以及纽约州17号公路被迫关闭的消息传来，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规模的聚会。

即使检票也变得困难起来。场地周围有不高的铁丝网，但被汹涌的人潮弄坏了，买票和没买票的人都蜂拥而入。“免费”的消息随即传开，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由于交通堵塞，甚至连参演的音乐人也无法赶到，组织方不得不求助于军用直升机来运送艺人，才使得音乐节得以进行。

第一天，赶到现场的人就达到了20万。第二天的早上，人数增加到25万。再随后，人数增加到30万、40万、45万。当时甚至有人估计现场人数达到了70万！

音乐节第一天的午夜，暴雨骤然而至。整整三个小时高达12厘米的降雨量，让现场变成了一片泽国。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藏身，所有人都湿透了。食物极度匮乏，但周围的居民开始给观众提供免费的食物。医疗卫生的条件更是让人头痛。有志愿者在现场搭起了帐篷医院，尽量为中暑和感冒的乐迷提供帮助。

现场看起来像是陷入了“失控”的局面——这也是当时许多没有来参加音乐节的“旁观者”的基本想法。

当时，《纽约时报》的编辑一再要求他们的现场记者克里尔将报道重点放在交通瘫痪、卫生医疗条件滞后、警力不足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危险上。但克里尔拒绝了编辑的要求，他认为自己看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这些。“我在现场感受到最多的就是‘和平’与‘爱’，除非文章的重点在这里，不然我就拒绝写稿。”他在事后回忆说。

克里尔敏锐地把住了伍德斯托克的脉搏。在这里，尽管有着种种不足，但人们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和对音乐的热爱，产生了虽然短暂、却近乎于理想的和谐状态。他们在音乐中结伴而行，载歌载舞，相互逗乐，甚至在暴雨中跳进泥泞打滚。一些志愿者组织主动来到这里维持秩序，并为人们提供帮助。附近的居民赶制了三明治送到现场。而缺乏食物的消息传出后，更多的食品从四面八方空运而来。

当然，小冲突和意外也在所难免，毕竟这个农场里一下聚集了40多万年轻人。但是，4天下来，除了一人因车祸去世，另一人因意外事故去世外，几乎没有发生打架斗殴的事件，也没有发生盗窃抢劫等。《纽约时报》在第一版登出克里尔对音乐节第一天的报道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美妙而惊人的‘意外’。”

一个近乎完美的注脚

整个音乐会也是一场“迷幻之旅”。“这个时候我已经到了他们经常说的‘巅峰’状态，我看到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像是通过猫眼观察到的一样。”一个叫海达的乐迷这样记述自己在第一天的状态。很多人都是在迷迷幻幻的状态中度过了4天。

著名喜剧电影演员罗宾·威廉姆斯曾极为精辟地说，“如果你能记住60年代末的事情，那说明你根本没经历过。”伍德斯托克印证了这句话。

整场演出中，“和平与爱”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摇滚艺人们将音乐节带入了一种极为“理想主义”的状态，犹如梦境。当时美国外部深陷越战泥潭，而内部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思潮也风起云涌，这一切在摇滚乐中都有着强烈的折射。很快，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音乐节已经超越了它原有的意义。

第一天，民谣歌手里奇·哈文斯即兴创作了“Freedom”。民谣巨星琼·贝兹演唱了数首“抗议歌曲”，比如著名的“We Shall Overcome”。

第二天，斯莱与斯通家族乐队用“I Want to Take You Higher”将全场带入了一种类似黑人教堂礼拜仪式中的呼应大合唱。来自英国的谁人乐队在凌晨4点登场，一口气唱了25首歌，并用“See Me, Feel Me”将现场带到了高潮。

第三天，“乐队”乐队以及前一天登场的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用更为传统的“摇滚”音乐，成为了整个音乐节与众不同的明星。

最后一天，压轴的吉米·亨德里克斯用他的天才技艺变奏演奏了美国国歌，同时不断模拟机枪、轰炸和尖叫的声音，给这场持续4天的音乐和文化高潮画出了一个最具有诠释意义的句号。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吉米的吉他声中谢幕了，“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乐迷海达在回忆录中写到。人们怀着无法平静的心情，同时也带着“爱与和平”，带着“分享、互助、互敬、互爱”的心灵离开了伍德斯托克。

而对于拥有“无限资本”的4个小伙子（尤其是罗伯茨）而言，他们却默默地承担了所有财务上的损失。门票销售收入一共是180万美元，而演出总共却花去了240万到310万美元。罗伯茨说他直到1980年才彻底偿清债务。不过，他们获得的补偿，则是名垂摇滚史册。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摇滚和在当时与之呼应的“嬉皮文化”，共同造就了伍德斯托克这个摇滚音乐史上至今也无法超越的奇迹。伍德斯托克，为整个美国1960年代前后动荡的社会转型期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