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洲岛的海边市场，挤满了身披纱笼的妇女，她们围着一堆堆热带水果讨价还价。天气潮湿闷热，韦利·史密兹来到市场，发现了更为稀罕的商品。“早上好！”一个小贩朝他喊道，把一个木笼推到这位生物学家面前。

史密兹回忆道:“从两排木板中间，我看到了一双哀怨凄惨的眼睛。”这是一只年幼红毛猩猩，遍体鳞伤，面容悲戚。史密兹在婆罗洲岛的东岸经营着一家林业研究站，与这类生物如此面对面还是第一次。他转身离开，可有种感觉挥之不去:这个可怜的红毛孩子，生病而且受虐待，正急需他的帮助。

当天夜晚，他回到市场寻找那只红毛猩猩，结果在一个垃圾堆里找到了它。猩猩因为小贩没有找到买主而被抛弃，由于脱水而奄奄一息。回到家里，史密兹忙了整整一天一夜，又是喂稀奶，又是抱在膝盖上。等猩猩脱离危险后，他给它取名“呜嘶”，就是救它时嘴里发出的呻吟声。

20年过去了， 史密兹如今51岁，拯救的红毛猩猩多达1600只。红毛猩猩属于一种性情温柔、智商颇高的类人猿，列为濒危物种，正遭受几方面的威胁:走私犯捕捉它们并卖给印尼和海外的地下宠物市场；饕餮者认定它们的肉味道鲜美；店老板出售用它们的头骨做成的纪念品；而伐木场老板则将它们的栖息地夷为平地。史密兹创立了“婆罗洲红毛猩猩生存基金会”,负责收容失去父母或流离失所的各类动物，然后将它们重新安置在受保护的雨林里。本月他放归大自然的红毛猩猩将达到96只，这也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一批。

自己所做的工作使史密兹悟出一个道理:人类的命运其实与红毛猩猩息息相关。美国木材场出售的木材，有些就是从猩猩的地盘非法砍伐而来；许多加工食品所需的植物油来自棕榈树，而棕榈树的所在地曾经是茂密的丛林。森林的砍伐激化了全球变暖，给从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的大片地区带来了干旱、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凡是有人愿意听，史密兹都会告诫说:“保护红毛猩猩等于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除倭黑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外，红毛猩猩是我们人类最近的近亲，其97％的DNA与人类相同，而且很多方面与人相似。它们制造工具，用棍棒敲水果，能学会几百句人话。幼猩猩和母猩猩共同生活8年，学习如何在丛林里避免迷路，如何区分有害植物和有用植物。

然而，红毛猩猩的环境适应能力远远逊于人类。在所有树栖哺乳动物中，红毛猩猩体型最大，野外生存需要大片连贯的丛林。一只红毛猩猩在树上觅食往往要花上数日。如果树木消失了，栖息者当然也无处安身。

曾几何时，红毛猩猩遍布整个东南亚，可如今只限于婆罗洲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几处孤立地区。一个世纪以前，它们的数量估计为 315000 只，如今减少为 50000 只。

史密兹是荷兰农民的儿子，自小就显示出对动物的兴趣。“我一岁半的时候从家里跑了出来，大人最后发现我躺在我们那儿最不起眼的看门狗身上睡着了，”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样告诉听者。他之所以来到美国首都，是要游说世界银行提供资金支持。他原计划在大学学习兽医，但发现学起来十分枯燥，后来无意中走进一场有关热带森林的讲座，结果被深深吸引住了。

后来，史密兹获得了该学科的博士学位。1980年，他来到印尼做研究工作，并很快定居下来，娶了苏拉威西岛上一个部落的公主为妻，育有三个儿子。他创立了一套广受赞誉的雨林保护技术，并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生态学家。

接着，传来了红毛猩猩的召唤。

1989 年秋，在救出“呜嘶”两周之后，史密兹收到印尼林业部一名官员的来信。那人听说了史密兹的拯救行动，所以想知道史密兹是否愿意再接纳一只生病的红毛猩猩。这是一只雄性幼猩猩，其母亲被杀死后人们在丛林中发现了它。工人把他命名为“多多”。史密兹本想在“多多”康复后把两个孤儿都送到一家康复中心，但后来发现，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被救大猩猩很快就被康复中心遣送出院，出来后常常和野外的同类争夺领地，结果把人类疾病扩散开来，或者干脆就因饥饿而坐以待毙。一些专家呼吁采取新的策略:将被救动物检疫隔离，治好传染病，教会它们野外生存技巧，然后把它们释放到一片没有同类猩猩存在的受保护丛林之中。

史密兹决定运用这些方法建立自己的康复中心。他联系的公司、非营利机构数不胜数，荷兰政府和印尼政府也拒绝提供资金支持，最后史密兹把“呜嘶”和“多多”带到了自己儿子上学的一间国际学校的师生面前。学校师生热情地拥抱了史密兹的设想，并举办了一次融资活动。彼德·卡苏诺是学校的一名印尼教师，后来帮助开办“基金会”。他说:“韦利能够做到向海里卖盐，十分了得。”学生们通过出售面包、行走活动、向富裕的家长求助等方式筹集了5000美元，一个石油老板也赞助了相同数额的钱。这样史密兹就有了启动资金。

接着，他忙着说服大都属于婆罗洲达雅部落的当地村民，告诉他们保护红毛猩猩比杀死它们吃肉取头骨要好得多。

史密兹深入到婆罗洲的偏远地区。有次他走进某个部落的长屋，发现一只幼猩猩蜷伏在已被吃去一半的母猩猩残骸旁边。“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史密兹用当地土话嚷道。

看到武士伸手去抓武器，史密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十分危险的错误。他换了一个策略。

“你们喜欢lahung吗？”他问道。Lahung是一种热带水果。

达雅人点点头。他列举其他几种当地水果，询问能否买到种子。

“很难买到，”一名部落人回答，并解释说当地不少植物的种子常常只在通过红毛猩猩的消化道后才能发芽。这正中史密兹的下怀。

史密兹问道:“那么，如果把红毛猩猩全都杀光，你们想你们的孩子将来还能有这些好东西吃吗？”

大家都不说话。“我已经不抓它们了，”一个人突然嚷起来，眼泪顺脸颊而下。“我朝一只猩猩开了一枪，心想没有打中。她掉了下来，我以为它还要来攻击我。不料它把小孩摆在我的脚下，然后死了。那以后，那种事我再也不做了。”

其他人这时也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讲述各自遭遇到友好猩猩的经历。史密兹和新的盟友逐个握手，然后爬进他那汽艇，继续出发。

“华纳利席特康复中心” 创办于1991年，职员大都是达雅人。不久，来到这里接受护理的猩猩有几十只，其中不少是由充满同情心的当地人送来的。史密兹把他的使命加以扩展，敦促政府取缔非法宠物交易，帮助政府官员跟踪被走私的猩猩。最终他被任命为林业部顾问。

但他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豢养猩猩的人（常常给猩猩喂糖果和香烟，一旦长大就装进笼子）则极力反对他的拯救行动，每当史密兹陪同政府官员前来没收宠物的时候，就朝他唾口水。史密兹收到的死亡匿名信多达数百封，房子被烧了，狗也被杀死，妻子带着几个儿子逃到老家苏拉威西岛。

虽然倾注全力，但史密兹的工作很难帮助减缓红毛猩猩的濒危数量。非法砍伐加剧，棕榈油生意发展蓬勃，并且两者常常相辅相成。伐木工人一旦清出一片丛林，种植者就即刻烧掉残株，开辟成棕榈树种植园。史密兹回忆道:“数以百计的猩猩逃出森林，烧痕遍布全身。”

过度砍伐森林给达雅人村庄带来洪灾和水污染。随着地球变暖，婆罗洲剩下的森林也开始生病了。在过去，开花周期每4年有一次，可以传播大量的种子。而现在，上次开花周期发生在9年前。

史密兹在南婆罗洲开办了第二家康复中心，但他意识到，拯救单个的猩猩还远远不够。因此在2003年，他推出了迄今最为大胆的项目:复原一片雨林，成为红毛猩猩的避难所，也作为人类生活的新模式。选址位于三佛齐城附近的一片荒地，那儿的地面曾经被葱郁的丛林所覆盖，可如今长满了野草。野生动植物消失了，剩下的人也寥寥无几，在贫穷和疾病的泥沼中苦苦挣扎。

“婆罗洲红毛猩猩生存基金会” 购置了5000公顷的土地，聘请当地工人清除野草，种上树。“永远的三佛齐”（当地土语叫“Samboja Lestari”）被设计成数层同心圆，中间为熟林，生活着一群数量不断增加的被救猩猩，周边地区住有650户人家，种植水果和糖棕，其汁液可以用来生产甜味剂和生物燃料。“永远的三佛齐”同时也接纳生态游客，并设有欧洲航天局卫星转频站，这两样可以分担项目费用。

该地居民靠森林复原而谋生，把孩子送到由基金会开办的学校，如果选择在规定的地区范围内居住，还可获得免费的建筑材料。反过来，他们要负责管束自己。假如有谁捕捉猩猩或破坏树木而给抓住，那么他的邻居就可以决定处罚措施。

每当厌倦的时候，走进1992年“呜嘶”放归的森林，史密兹的心情可以得到些许放松。现在和它住在一起的是它最年幼的雄性后代——“玛泰哈利”，其父亲正是“多多”，即史密兹所救的第二只猩猩。（另一只大些、名叫“宾唐”的雄性猩猩已经年长，离开了老巢。）听到史密兹的呼唤，“呜嘶”从树顶爬了下来。史密兹说:“她把婴儿递给我，然后和我拥抱。”

史密兹最近录制了一段母猩猩和孩子在森林地面上嬉戏的录像。猩猩虽然不能说话，但它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流利的交流。影片里，“呜嘶”稍作停顿，抬头看着人类朋友，露出灿烂的笑容。

PUBLISHED BY H.F. ULL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