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出生在阿拉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在此交汇，近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分之一以上都被沙子覆盖。这里是我的家乡，也是沙尘暴的源头。

19岁那年，我决定放弃高考，离开这个偏僻的角落，远赴日本金泽县石川县立大学就读。父亲送我到天津港，在舷梯上伫立良久。船开出去很远，我还能看见他，他也能看得见我。站在船尾，我使劲挥着手喊：“爸，我走了！”父亲在那头泪如雨下。

没有人相信我还会回头。

我们要把全世界的沙漠都绿化了

1997年的暑假，我带着大泽先生回阿拉善旅行。大泽先生是我寄宿的日本家庭的男主人，如今已年逾古稀，是一位矮小瘦削的粮商。在日本的时候，总是听我说起阿拉善，说起三大沙漠，大泽先生早就想来亲眼看看。

这是大泽先生第一次见到沙漠。站在沙丘顶上俯瞰腾格里起伏至天际的新月形波浪，他嘴里反复嘟囔着同一个词“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走到沙漠边上，大泽先生突然埋头挖起沙子。我吃了一惊，这是要做什么？“我想知道这片沙漠里到底有没有水分。”这位西装革履的老先生挽着袖子，跪在那里默默挖了一个约30公分深的坑，直到双手触到湿润的沙层才停下。盯着沙坑愣了许久，他叹了一口气：“要在这里种东西真是太难了。”

身为粮商，大泽先生到哪里都很关注农业生产。这么大一片土地荒芜在那里，他觉得很是可惜。沙漠的荒凉对他的震撼远大于其壮美带给他的赞叹。大概因为如此，当从事沙漠绿化工作的父亲与他谈及治沙的困难时，大泽先生决定要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

回日本后，大泽先生看到了一则报道。家乡金泽市立马场小学的退休校长坂井昭保先生，听一名来自肯尼亚的留学生说，肯尼亚的沙漠化很严重，想起日本的野草葛生命力很顽强，就摘了一些葛的种子交给这名学生回国试种。1998年初，留学生寄回了一张照片——花盆里，坂井先生交给他的种子长出了嫩芽。

大泽先生看到报道，觉得也许这是个帮助阿拉善治沙的好办法，于是联系了坂井先生。恰好坂井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受到那张照片的鼓舞，正打算在沙漠绿化方面做一番事业。大家一拍即合，决定成立一个沙漠绿化协会。

协会成立那天，我与大泽、坂井先生以及另外几位坂井先生在山间的一家居酒屋里拟定协会章程。居酒屋外，稻田在夜色里静默着，一条小河从居酒屋下方淙淙流过。点点萤光在草间悠悠然然，时隐时现。坂井先生指着窗外，大声地说：“我们要把阿拉善也变成这样！”此言一出，老先生们都激动了：“不只是阿拉善，我们要把全世界的沙漠都绿化了！”

他们身上有一种积蓄了很久的激情正迸发出来，我似乎都能看到他们头顶上正冉冉升起“拯救世界”四个大字。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但我也不知怎么就跟着一起喊号子：“对，我们要把全世界的沙漠都绿化了！”

一群外行就这样凑热闹似地成立了“日本国绿化世界沙漠协会”。初衷非常简单，我们只想做一件好事，并与他人分享。

我想退出，可我开不了口

在许多内行眼里，在阿拉善造林实属天方夜谭。出席日本和国内会议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多的质问便是，你们怎么能在降水量少于200mm的地区造林？

能不能成功，要试了才知道，外行总是很理想化。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一试，就试了9年。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没有设备，也没有办公的地方。我们就在沙漠边缘工作。风裹着沙子抽打在脸上，眼睛几乎无法睁开。工作累了想休息一下，也找不到一处遮阴的地方，只能任由太阳暴晒。后来打了井，有了井房，房里闷热难当没法待，大家都躺在外边，躲在房子的影子里。太阳移了，人也跟着移。

但是，条件的艰苦并不是最难克服的困难。

我一直认为自己治沙，无论怎么说都是奉献。这么一件大好事，所有人都会，而且也应该认可并大力支持。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是阿拉善人，却代表着日本民间协会在阿拉善工作。无论哪一边出现问题，我总是首当其冲地被另一边质疑，夹在两个立场中间左右为难。听得最多的是“把日本人的钱骗过来做什么”，误解、无视、冷嘲热讽都是家常便饭。那段日子，我常常被愤怒、委屈和沮丧所包围。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我明明做的是好事却受到如此对待？为什么我放着留在日本舒舒服服工作的机会不要，要跑回这里风吹日晒？凭什么我要受这种夹板气？

     2003年，项目因“非典”而中止。刚刚种下的一批树种因得不到后续养护，一棵一棵慢慢死去。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

5年了，眼前依然是满目黄沙。日本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你们老说绿化绿化，可绿在哪儿了？”在沙海面前，我们的努力就像落入其中的一粒细沙，不见踪影。

受不了了。这事成不了，我不干了！可是，我开不了口。

我的身后还有一整批会员。我没法给他们一个交代。

未经您的同意，我就把您的儿子当作我的儿子了

协会会员里老人居多。他们在年少时见证了中日建交的那些历史时刻，大部分老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都到过中国，对中国有着亲切的好感。许多老人都把我当儿子一样看待。在日本的时候，他们常常背着自己种的大米和青菜到我家，往门口一放就走了，我吃了都不知道究竟是谁送来的。坂井先生第一次见到我父亲的时候，甚至还向我父亲道歉：“对不起，未经您的同意，我就把您的儿子当作我的儿子了。”

在来阿拉善之前，这些日本老人常常把在沙漠里种树想像成一件浪漫的事。日本没有沙漠，却有“月下沙漠”的民谣。一提到沙漠，日本人首先想起的是丝绸之路、悠悠驼铃以及月下的静谧。直到真的到了沙漠，被风沙吹得蓬头垢面，他们才相信传说与现实的差距。第二次进沙漠，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包得水泼不进，甚至还有人戴上了潜水眼镜，惹得路边的农民看了嘿嘿直笑。

他们根本不怀疑沙漠造林的可行性。日本降水量超过2000mm，没有沙漠，最大的问题是草长得太多。在他们的认知里，树种下去了，就该活。

在沙漠里造林，最适合的树种是本土灌木。灌木的苗大约只有50公分长。第一次分发树种，我喊着“种树种树”，大家都乐了：这么一小株哪是树啊？种下树苗的第二天，来了一场沙尘暴。一夜之间，连苗带坑了无痕迹。这对毫无思想准备的日本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们站在那儿，摊着双手，张口结舌。

但是，即使明白治沙不是件浪漫的事，即使意识到了治沙的困难，还是有许多日本老人选择了坚持。

阿拉善的植树季节从3月底开始。总有一位日本老人年年都在3月初就来到阿拉善。按他自己的说法，“3月12日是植树节。我要在植树节前就过来准备种树。”我们通常把日本老人们安置在阿拉善小学生的家里。在阿拉善的日子，他天天都等在学校门口接寄宿人家的孩子回家。这位日本老人汉语不好，但是很爱说，在小孩中颇有人气，大家都唤他作“日本爷爷”。日本爷爷主要负责沙枣树的修剪工作。沙枣树多刺，修剪的时候一不留神就会被划伤。这是我们这里最苦最累的活。每次修剪完毕，日本爷爷身上总是伤痕累累。但他从不抱怨，总是乐呵呵的。

坂井先生最后一次来阿拉善的时候，坐在园区的树下，像个孩子般哭出了声。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一想到再也不能踏上阿拉善这片土地，就忍不住悲从中来。“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你要把我一半的骨灰带回来，埋在这片土地上。”这是坂井先生留给我的心愿。

我的身后，就是这样一群协会会员。这份不遗余力帮助阿拉善的热情让我深感温暖。这股温暖的力量，推着我不断向前，让我无法转身逃离。父亲与我一起顶着各方压力做计划、扩大造林面积，力图把项目保住。

“每一粒米上住着7位神仙”

刚开始时，我常常想，为什么坂井先生他们愿意抛弃舒适的生活，到阿拉善来受罪？这些年的工作交流，我发现日本志愿者都喜欢问同一类问题：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草？

日本老百姓大多都能叫出路边一草一木的名字。在陌生的山路上，偶遇的人们常常热心地告诉我这是什么花、什么树、什么果。可是即使我在沙漠化严重的地区长大，即使我父亲就是从事沙漠绿化的工作，我却不知道家乡哪怕最常见的草叫什么。

日本有句老话：“每一粒米上住着7位神仙。”他们感谢自然赐予的一草一木，尊重田里的每一粒稻米。他们行走时注意不践踏花花草草。在他们眼里，爱护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是人类回馈自然应有的举动。记得在采集葛的种子时，有位父亲带着一双儿女赶来参加。我至今记得孩子们努力工作的神态。

他们把对自然的爱与感恩，也投注到了我的家乡，投注到了这片沙漠。这份情感感染了我，还有家乡的人们。我们默默地努力着。

2007年，又苦苦坚持了3年后，奇迹终于发生。

这一年的8月，我带着新一批日本志愿者回到阿拉善。此前3个月，我一直在日本处理事务。

车子刚进项目区，我正准备按照惯例向各位志愿者们作一番介绍，却不由得愣住了。

粉红色！满坑满谷的粉红色！

我跳下车，扑向这片花海。原本的遍地黄沙都已被一片粉红色替代。这片粉红色，从眼前蔓延开来，翻过座座沙丘，一直绵延至天际，布满整个1.5万亩的项目区。

“沙漠姑娘”开花了！

这是2005年种下的“花棒”，一种生长在荒漠半荒漠地区的灌木，每株约有2米高。开花的时候，它的枝头缀满粉红色小花，因此人们也把它唤作“沙漠姑娘”。

即便是从小生长在阿拉善的人，也没有见过这样大规模开花的景象。我在花海里走走停停，志愿者的惊叹不时响起：“你们做的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事业。” 

是的，我这才深切地感受到——一直坚持的，真的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008年，坂井先生离开阿拉善时，曾留下一番话：“这片绿色我相信会永远延续下去，连接着我与这片沙漠，连接着中日两国的人们，也连接着现在与下一个世代。”

这份对自然的爱与感恩，我想传递下去，传递给下一个世代。

Box:

如今，日本国绿化世界沙漠协会已发展到八百多名会员。通过七八年的努力，他们与“阿拉善盟黄河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会”一起，在腾格里沙漠东缘树起了一道7公里长的防护林带，锁住了沙漠东扩的脚步。现在协会的工作范围已越出了阿拉善地区，与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中国绿化基金会合作，在全国各地都开始开展绿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