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杂乱无章的加里布•纳贾贫民窟，是印度最贫困的一些人的家园。一个闷热的上午，我站在其中一间8×10英尺大小（7.9平方米）、没有房顶的小破屋子里——除非你把挂在屋角上方有一个大洞的黄色塑料布算做屋顶。

        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台破旧的电视机、一些有裂缝的陶器、几捆装在塑料袋里的布和三个大铁罐。这几个罐子非常重要，对于住在这儿的一家四口而言，它们有时充当了厕所。

        你意料不到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住着发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主演之一——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在短短8个月内取得了超过3.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可这里正是11岁的阿扎鲁丁•穆罕默德•伊斯梅尔的家，他因扮演该片男主角专横的哥哥（童年期）而闻名天下。

        泥地上铺着一块肮脏的毯子，穿着一件红T恤的阿扎坐在上面，聊他美妙的洛杉矶奥斯卡之旅，以及他悲惨的日常生活。他说，他总是因为老鼠咬他的脚而睡不踏实。

        我们谈话时，阿扎不停地抛起并接住一个在洛杉矶获得的棒球大小的奖品。这个闪光的小玩意儿已经破裂了，就像他的梦想。

我赢得了奥斯卡奖，可我家的房子还是老样子

        就在去年的2月22日，阿扎正与布拉德•皮特和安吉利娜•朱莉这样的明星一起走奥斯卡奖的红地毯，然后在舞台上欢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赢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8项奥斯卡大奖。

        “我喜欢美国，因为那儿很干净。当我回到印度时，我哭了。我赢得了奥斯卡奖，可我家的房子还是老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孩子怎么会在主演了一部轰动的国际大片、成为一位广受称赞的明星后没能收获一份切实的奖励？为什么他依然在一片贫民窟中挣扎求生？

        我试图寻找合理的答案，很快便发现自己面对着贪婪、制度化的冷淡、投机主义和被误导的善意。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无论人们（包括一些靠这部电影赚得几百万的人）多么频繁地说，他们想要改善阿扎，以及与他一起主演该片的贫民小演员的生活，但这两个孩子的境况比过去更为糟糕了。

        此后，我终于发现一些人——包括一位英国制片人——正在努力做对的事情。

当《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一月赢得奥斯卡奖提名时，导演丹尼•鲍伊尔称他已经安排阿扎和同样居住在贫民窟的小演员10岁的鲁宾娜•阿丽，去他们家附近新区的一所英语学校读书。

鲍伊尔说，他已经为他们的教育设立了一个名为“Jai Ho”的信托基金。奥斯卡颁奖后，英国销量最高的报纸《太阳报》也立刻宣布：《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小演员将从印度政府那里获得全新的豪华公寓。

        听起来像是一个幸福的结局，可是真实的故事却刚刚开始。

        这样的承诺过去两个多月后，印度版《读者文摘》在去年4月号的封面故事里，揭示阿扎依然生活在上无片瓦的贫民窟里。

        我去阿扎家拜访时，他的母亲谢米姆告诉我说，当她陪儿子去洛杉矶参加奥斯卡颁奖时，她试图对钱和体面住宅的承诺了解更多。“人们一直说我们将获得一栋房子。”她说，“或者我们将在他完成学业后获得一笔信托基金。可我们没有获得任何证实，连一片纸都没有看到过。当我去洛杉矶时，我试图和丹尼•鲍伊尔谈谈。他显得很厌烦。他周围的人跟我说，那不是提这样要求的合适时间与地点。”

        瞎了一只眼睛、累弯了腰的她要我帮忙，认为也许我能替她找鲍伊尔。“传个口信给他。”她说，“万一他已经给了钱，而这儿却有人扣住了它。”

        与此同时，阿扎依然无法在酷热的夜晚安睡，总是有蚊子在他的耳朵边嗡嗡叫，有老鼠咬他的脚。5只鸡正在阿扎叫做厨房的地方咯咯叫唤，地上有一个洞，上面垒着几块砖，架着一口锅。“很多时候没有电，晚上满身是汗，然后水会从屋顶上漏下来，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搞湿了 。”

        最糟糕的是，在这个人口多达1,400万的城市里，有近一半的人居住在恶劣的肮脏环境下，他们一直担心在定期执行的贫民窟清除活动中，政府的推土机将再次铲平他们非法建造的棚屋，以及少得可怜的财产。

“我耳朵疼。我不去上学了”

        作为一名记者，我的工作带我去过三大洲的贫民窟。孟买的加里布•纳贾贫民窟是我见过最糟糕的之一。我是沿着一条丢满垃圾的小路，走过一条严重污染的小溪，才得以来到阿扎家的。一个男人拉开裤子的拉链，在我面前小便。几英尺之外，一个女人正在拉屎。

        而贫民窟的上面，人行天桥将人们从熙熙攘攘的车站，带到孟买国际展览中心绚丽的摩天楼，那里有国家证券交易所和无数跨国企业的总部。每天，有钱有势的人走过那些乞讨的贫民身旁，走进豪华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叔叔带阿扎去参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选角活动、并脱颖而出后，阿扎获得了2,400美元的酬劳——他们承诺，这只是他出演该片后开启崭新生活的首付款。

         但现在他说，他不想谈论钱的问题。他用手捂住眼睛，让我明白我已经问了太多的问题。此时正是中午，他应该呆在学校。“我耳朵疼。我不去上学了。”

        离开阿扎的家，我沿着一条排水沟边的水泥道只走了几分钟，就到了鲁宾娜的家。她也没去上学，而是在父亲拉菲•克库雷希的陪同下，外出拍摄一则可口可乐的广告去了。鲁宾娜的继母穆妮说，电影制作方还没有把孩子的信托基金款项给她的家人，这让她非常生气。

        “鲁宾娜原来在学校读三年级。”穆妮说，“如今她被放回了一年级。她没有升级，而是留级了。她‘从奥斯卡颁奖’回来后，就一直没有上学。”

        然而，我怀疑穆妮对孩子的教育是否重视。当天，她家里的其他三个学龄儿童也都跟她呆在一起，没有去学校。

        她说，让她生气的根本原因是，“在影片的拍摄期间，他们总是跟我们说这个信托基金，并且说她会在18岁时拿到它。”她停了一会儿，接着以令人吃惊的激动情绪强调道：“为什么她只能在完成学业后才拿到钱？这不公平！”

        离开鲁宾娜的家时，我偶然遇见了阿扎的父亲。他穿着一条破牛仔裤和一件白衬衫，脚上没有穿鞋。这个骨瘦如柴、明显有病的男人在他的肺结核恶化之前，靠卖木材废料为生；如今他不能再推车或走长路了，就当起了他儿子的非官方经纪人。

        “我们到底能拿到钱吗？”他问，“还有，我们的新房子在哪里？”

我是一位制片人，可我却不得不变成一名社会工作者

回到洛杉矶后，我试图从电影制作方那里得到答案。导演鲍伊尔拒绝接受采访。买下该片美国发行权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前总裁彼得•莱斯也是如此。我在福克斯的各个发言人之间被推来推去——这是没人愿意发表意见时典型的好莱坞方式。

        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之后，我终于联系到了在伦敦办公室里的制片人克里斯汀•寇尔森。他显得很沮丧：“我是一个制片人，可我却不得不变成一名社会工作者。这不是我所签的合同的一部分。”

        寇尔森跟我说，没人会想到一部投资仅为1,500万美元的低成本电影会在全球取得巨大成功，它其实差点儿就被直接制作成DVD发行了，因此，又有谁会料到成功会给小演员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他强调，在电影取得巨大的票房成功之前，他和鲍伊尔已经意识到他们对来自贫民窟的小演员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他们决定将阿扎和鲁宾娜送到一所新学校，并设立一笔到期差不多有1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我们想激励阿扎和鲁宾娜。”寇尔森说，“我们努力想做到的是——确保孩子们不辍学——每月为他们提供一笔津贴。彩虹尽头会有一桶金子等着他们 （如果他们一直上学到18岁）。

        “我们本来取得了成功。”他说，“2008年6月他们注册入学，2009年1月我和鲍伊尔去看过他们。他们在学校里像百灵鸟一样开心。”但接着电影成了轰动全球的大片。“这改变了一切。”他说。

        鲁宾娜和阿扎开始收到拍广告和出席时尚秀的邀请，他们的父母显然更愿意让他们不读书去赚钱。他们的家人也开始与电影制作方争执，关于什么是运作信托基金的最佳方式，以及基金该设立哪些条款。当一位政府发言人否认了政府将为他们每个家庭在市郊提供一套新公寓的新闻报道后，他们的家人再度感到失望。

        接着，就在他们的境遇似乎不可能变坏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却戏剧性地变得更为糟糕。

       2009年4月19日，距离奥斯卡颁奖仅仅过去7个星期，鲁宾娜的父亲就因试图以365,000美元的价格将她卖给一个伦敦小报的记者而遭逮捕。后者假扮成迪拜的酋长，整个过程都被隐蔽的摄像机拍摄了下来。据英国《世界新闻报》说，鲁宾娜父亲的兄弟告诉“酋长”，这个价格很公道。“现在这孩子很特别。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她是与奥斯卡奖有关的孩子！”尽管有录像，警方还是在一周后因缺乏除小报报道以外的证据，而撤销了全部的指控。

        三个星期后，阿扎在贫民窟的家被拆除。阿扎说，在推倒房子的过程中，一名警察让他呆在屋外。这家人很快就重新造起了棚屋，正如他们经常干的那样——他们所需的全部东西不过是一块充当屋顶的塑料布、几块垒起当灶台的砖头和一些用来睡觉的脏垫子。

        这家人的生活跌到了谷底——此后不久有了转机。在《读者文摘》印度版封面故事和我为阿扎拍摄的一段视频的感召下，一档著名的NBC电视日间新闻节目在美国报道了两名孩子的困境。节目以及后续的新闻头条似乎让事态发生了逆转。最终，好事开始降临。

        随着公众压力越变越大，制片方重返孟买试图解决已经变得一团糟的情况。

公寓距离孟买的贫民窟仅4英里，但却是另一个世界

        6月5号，制片人寇尔森打电话向我报告了好消息：他们的“Jai Ho”信托基金为阿扎一家提供了一套一室户的公寓，它是用砖头和灰浆造成的，有自来水、电、厨房和浴室。公寓距离孟买的贫民窟仅4英里，但却是另一个世界。

        此外，制片方承诺恢复每月给每家提供的135美元津贴，并给“Jai Ho”信托基金指派受人尊敬的努希尔作监管人，努希尔是慈善发展协会孟买中心的首席执行官。“这么做的优点在于，印度的托管人有责任尽力保护孩子们的利益——而不是电影制片方、或孩子父母的利益。”

        给孩子们的公寓也将被托管，只要他们继续学业，到了18岁便能拥有公寓的产权。

     “彩虹尽头有一小坛金子。”寇尔森说。除了拥有一套公寓，每个孩子还将获得一笔钱。“这些钱可以用来结婚或创业，”他说，“但不能像之前那样挥霍。”

        或许对阿扎而言，故事有了一个开心的结局。7月他和他的家人搬进了一套位于圣克鲁兹、市值50,000美元的250平方英尺（23.2平方米）的公寓中。鲁宾娜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6月，她的父亲拒绝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公寓，以及给鲁宾娜的月津贴和信托基金。

        寇尔森说：“鲁宾娜的父亲不愿任何东西被托管，而是想自己来掌管一切——钱、不动产以及对于资产的直接控制权。”

        鲁宾娜的父亲告诉《读者文摘》说，他觉得信托基金“对阿扎要重视得多”。他说，阿扎一家几个月前被邀请去参观并确认给他们的一套房子，而他则“被蒙在鼓里。”

        作为监管人之一的尼拉吉•马图说，鲁宾娜的父亲坚持要一套位于班卓的房子，那是一片地价很贵的市郊。

        “对我们来说，这是名誉问题。”寇尔森说，“5年后，我们希望孩子们会说，‘参演《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它毁了我的生活’。我们必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