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把此书想像为那种通俗“小历史”读物的人恐怕都会失望，他们很快会发现，这是一本正儿八经的学术书，尽管它完全不缺可读性（事实上，可读性正是此书最大的优点之一），但它仍然是枯燥的，至少对中国读者而言。

枯燥的原因在于，我们难以被书中无尽的玩具品名和品牌唤醒回忆，只好沮丧地看到自己无法进入美国人的童年世界。相形之下，我更能从十九世纪的汤姆·索亚身上找到共鸣。他的玩具如下：十二颗顶呱呱的弹子、一只死耗子加一根能拴着它甩来甩去的线、口拨琴上的一部分、一块可以透光的蓝玻璃碎片、一尊纱管做的大炮、一把什么也开不了的钥匙、一个洋铁皮做的大兵、六个爆仗、一只独眼的小猫、一个铜制门把手、一只狗项圈——可没有狗。这些宝贝与我童年的财产大抵相仿，不过我还有两辆铁皮制的红旗轿车、一把竹片做的宝剑、一挺因为耗尽火石而无法喷火的苏式机枪，以及一个裸体布娃娃。但这些都不在克罗斯教授的论述范围之内，《小玩意》的重点是20世纪美国的玩具消费文化史，尤其是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消费文化的巨大转变。

20世纪初仍然主要由父母为孩子选购玩具，厂商的广告诉求也集中在家长身上，即“强调父母的需要与价值”，如男童的工程和士兵玩具，女童的厨房、缝纫和育儿玩具，它们无不具有一种训练儿童未来社会角色的功用。据说丘吉尔小时候拥有1500个玩具士兵，终日指挥它们操练作战。我幼时也曾玩过《反帝棋》，一种类似于《大富翁》的棋盘游戏，通过互掷骰子决定前进或后退，先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南越者获胜。此外，我那阵子对枪械的迷恋也是登峰造极的，丝毫不亚于小兵张嘎的渴望。可惜我后来没变成丘吉尔，也没来得及投奔胡伯伯或老罗叔。

二战之后，主要由于电视文化的普及，一种新的玩具消费系统产生了，“父母成为旁观者而不再是参与者，”克罗斯写道，“当电视和广告把它们的目标直接对准孩子的时候，成年人逐渐失去了控制权，他们甚至不再能够理解自家孩子的游戏。”在中国，这一变化的出现，当以1980年代末动画片《变形金刚》及其衍生玩具的风靡为标志。商业玩具日益增强的这种虚幻色彩，让克罗斯教授不无担忧。“我们不能忘记商品也会将我们分离，阻碍我们和他人的沟通、与自己的交流。”他警告说，“因为现代玩具将幻想与儿童脱离成年人的自由联结在了一起，它们还造成了代际的分离。”

但他也仅止于担忧，批判商业文化显然不是本书目的所在。我倒更愿意像《反帝棋》那样，在这个问题上退几步再前进，回到罗兰·巴特那儿找些弹药。早在1957年的《神话学》一书中，他曾专论玩具，指出当时的“法国玩具通常基于模仿，它们意在使儿童成为使用者而非创造者”。

巴特认为，“玩具的资产阶级身份”不仅体现于其功用，亦见于其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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