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海明威父子两代情感的女人

50年前7月的一个凌晨，美国爱达荷州凯彻姆石屋传出两声沉闷的枪声。此后，每年的这一天就成了大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忌日。之后的岁月里，每到这一天，总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和媒体记者前往爱达荷州太阳谷的一个小型墓地举行悼念仪式，追思这位创作出宏篇巨作的天才。

2002年，海明威家族的最后一个孩子，也是几年里唯一一位每年都来为父亲祈祷的人——格里高利·海明威却没有准时出现，追思仪式成了纯粹的公众聚会。人们没有渠道得到海明威曾经最为宠爱的小儿子的任何消息。于是，猜测和臆想全部汇聚在已经70岁的格里高利身上：美国报纸声称他已经瘫痪在蒙大拿的家中，法国报纸则认为他去了哈瓦那，隐居在他父亲自杀的那座小庄园里颐养天年。事实上，曾被海明威在《激流中的岛屿》中赞叹“最小的男孩很英俊，他像袖珍战舰一样强壮”的格里高利，早已于2001年10月1日死在迈阿密戴德县的看守所里，死亡证明上登记的是一个女人名字——格洛丽亚，难怪手眼通天的美国媒体还被蒙在鼓里。

不过，就在人们渐渐淡忘海明威家族的时候，2006年7月2日，一个女人出现在太阳谷墓地。她穿一件黑色外套，戴墨镜，在海明威墓前站立良久。临走之前，她分别在海明威和其妻子玛丽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然后平静地离开了。这个女人是第三次来到这里，第一次是1961年海明威的葬礼，第二次在1986年11月12日，海明威的遗孀玛丽·海明威下葬的日子。

从修道院走出的白天鹅

如果感觉瓦莱丽·丹碧·丝密斯这个名字非常陌生，那么请叫她瓦莱丽·海明威。1940年5月5日，这个女婴在爱尔兰斯丁洛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降临人世——那是一栋老式石头建筑，有巨大的石板天顶和一面通透八角窗。对瓦莱丽来说，童年最愉快的时光就是站在窗前俯视院子里盛开的鲜花，并且从园丁嘴里知晓各种花草的名字——在以后和海明威相处的时光中，这些知识常常让大胡子作家惊诧于她的博识。

瓦莱丽三岁时，父母离婚，她和哥哥彼得被送到都柏林北面的一家寄宿学校。可等进去后，他们才明白那原来是一座修道院——圣玛丽·多明尼哥女修道院，瓦莱丽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4年，是“修道”最久的学生。在此期间，一向孤僻宁静的瓦莱丽只交了一个闺中密友黛尔芬。在黛尔芬家中，她第一次接触到海明威的作品，一本英文版的《太阳照常升起》。随后，她陆续读了海明威的《没有女人的男人》、《有钱人和没钱人》以及《丧钟为谁而鸣》。不过，海明威并不是瓦莱丽最喜欢的作家，她更崇拜詹姆斯·乔伊斯、格雷厄姆·格林和切斯特顿——在瓦莱丽的评判标准中，海明威的写作手法和小说所反映出的内涵远逊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作家。

17岁时，瓦莱丽终于离开这座古老的修道院。她先和黛尔芬等4个女同学在都柏林一家秘书学校度过了一段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生活，之后又去西班牙马德里，在一个名为帕拉纳瓜的巴西外交官家里给三个孩子做家庭教师兼保姆，兼任一家私人新闻社老板霍尔斯滕的英文采访员。相比家庭教师而言，瓦莱丽更钟情于后面这份若有若无的工作，因为这让她接近了自己做记者的梦想。没多久，这个幸运儿就得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采访亲身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

那是1959年5月12日，海明威在马德里的苏西亚酒店观看斗牛节表演。那天，瓦莱丽早早就坐在酒店临门的一张餐桌旁，手里拿着一张从书里找到的海明威图片，观望每一个进来的人。可是一直到下午一点多，她还没有等到一个和照片相似的人。于是，瓦莱丽喊来服务生，举着图片问：“您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人？我是说，他的名字叫厄内斯特·海明威。”服务生礼貌地回答：“图片上的这个人我确实没见到，但是海明威先生正在那边用餐。”说着，他伸手一指——满头白发、一脸络腮胡须的海明威正坐在一张大餐桌的首席开怀畅饮。瓦莱丽面带羞赧地走过去，海明威接过照片笑着说：“这是我15年前在巴黎拍的。”

看着她的掌心，他眼里满是泪水

应该说，从一开始，海明威就对瓦莱丽产生了莫名奇妙的好感，这一方面出于海明威骨子里对年轻貌美女孩的喜爱；另一方面，和许多经历丰富并且自认颇具吸引力的作家一样，海明威非常渴望人生旅途中一场场突如其来的艳遇——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晚年自传体随笔《流动的圣节》里得到答案。

于是，当时已经60岁的海明威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并邀请瓦莱丽一起观看7月6日的圣·佛尔明斗牛节。

人生很多转折到来时往往毫无先兆，尤其是浪漫的爱情。当受宠若惊的瓦莱丽来到南部小镇潘帕罗纳时，旅馆的房东太太告诉她：“你的斗牛票在我这里，马上就会给你。海明威先生一家人8点钟在俏客酒吧等你，一切随意。”

瓦莱丽和海明威的团队在潘帕罗纳度过了美好的一周时光，而斗牛节结束后就是海明威的生日。当时，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已经在西班牙马拉加的康素拉庄园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庆贺晚宴，许多大人物和名流都将出席。但对生活窘迫的瓦莱丽来说，这种上流社会的聚会是遥不可及的，因此当海明威问她能否参加时，瓦莱丽假装轻快地回答：“对不起，我想我不能去，我必须回马德里工作了。”看到海明威露出失望的神色，瓦莱丽补充道：“你有那么多朋友，聚会一定很成功。而我不同，我得自食其力。”

然而，海明威已经决定把这个孤苦无依的女孩留在自己身边。他让管家聘用瓦莱丽做自己的私人助理，每月250美元，为期三个月。这显然要比瓦莱丽在马德里的辛苦工作赚到的多很多，于是她略加思考就答应下来。更重要的是，她“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喜欢给人起外号的可爱老头儿”。

接下来，玛丽恰巧扭伤了脚踝，这让瓦莱丽能够名正言顺地接近和照顾海明威。无论是生日派对还是外出观光，他们都形影不离。海明威不断地给瓦莱丽买书，并指导她怎样阅读——这也是他送给她的最珍贵的礼物。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瓦莱丽在海明威的带领下去了西班牙著名游吟诗人洛尔迦的故乡牛郎喷泉，去了法国南部的文化发源地普罗旺斯。当他们在罗格洛诺的吉普赛帐篷外经过时，海明威执意要给瓦莱丽看手相。就在海明威新买的“蓝其亚”轿车后座上，海明威抓起瓦莱丽的手掌认真查看，瓦莱丽喜欢被他握住的感觉，开心地问：“看到什么了？长寿、富有、子女还是爱情？”可是海明威一个字也没说，他松开这只苍白到能够看到静脉的纤手，眼里满是泪水。

“没有你的巴黎是如此让人伤感”

爱情的萌芽还在快乐中蠢蠢欲动，离别的日子却已经近在眼前。海明威早就给瓦莱丽准备了礼物，那是一件黑色短袖V字领开司米毛衣，还有一本法文版的《午后之死》。细心的海明威在扉页上写道：“瓦莱丽，请记住这个夏天和秋天我们到过的每一个地方，记住我们见到过的一切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感受。你的挚爱，厄内斯特。”

临别那晚，海明威悄悄来到瓦莱丽的卧室，他希望新年过后，瓦莱丽能够去哈瓦那继续秘书工作，原因很简单——“我发现我已经依赖上你了”。海明威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再次充满了泪水。

多年后，瓦莱丽回忆那个巴黎之夜，说：“他就在我枕边喁喁絮语，像个漂泊异乡的孩子，让人不得不答应他的任何要求。”事实上，那天他们一直谈话到深夜。更多的，是海明威一个人在说话，说他和妻子玛丽的关系已经结束，离婚是迟早的事，他要和瓦莱丽生活在一起，还要瓦莱丽给他生个女儿。“你知道，我有三个儿子，唯独缺少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当然，她要和你一样漂亮才行——我想这件事你能做到，”他说。天快大亮时，海明威紧紧抱住瓦莱丽：“我把爱留给你——睡吧，我的孩子。”

当海明威回古巴的轮船还在茫茫海上航行时，按捺不住思念的瓦莱丽向大西洋上空发去了一封电报，上面只有一句话：“没有你的巴黎是如此让人伤感。”同时，轮船上的海明威也给瓦莱丽写信：“我最亲爱的瓦尔（瓦莱丽的爱称），这两天我过得比想象中要艰难许多。倒不是因为天气，暴风雨只刮了两天，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你不在我身边，我早就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现在真切地体验到了……我在很多方面都依赖着你，我们一起愉快地完成了很多文字工作，如果由我一个人去做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你送给我的那条漂亮围巾，我已在包装盒子的背面写上‘瓦莱丽送给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字样，放在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瓦尔，我是多么想你！”（1959年10月30日于船上）

三个月后，瓦莱丽平生第一次降落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何塞·马蒂机场。这个时候的古巴正处于革命前夜，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各个地区风起云涌，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仓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久经沙场的海明威却毫不在意。每天，他除去口述文稿的时间，就带着瓦莱丽游遍哈瓦那。

在著名的望山庄（Finca Vigia）中，瓦莱丽独自住在一幢双层小楼里，这里原本是海明威三个孩子幼年的住所，里面还保留着他们的床铺。1966年夏天，在和海明威的儿子格里高利·海明威的新婚之夜，瓦莱丽平静地说出“6年前我就睡过你的床”时，把正在脱衣的新郎惊得目瞪口呆。望山庄位于哈瓦那市区东偏南，是海明威在古巴的私人住所。从1939到1960年，海明威每年冬天都会来到这里，这也是他文学成就最丰硕的20年。

最后一次拥抱

瓦莱丽这样描述海明威的望山庄：“主房的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木棉树，多瘤的树根悄悄蔓延到屋内，使得赤脚走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会感觉到不规则的有趣凸起。这棵大树还在默默生长，并与周围年代久远褪色剥落的白色墙壁相映成趣。走进屋里，就能闻到一股潮湿慵懒而又淡淡的霉味——这就是海明威的家。”

然而，在山庄的日子不是每天都那么愉快，每当瓦莱丽和海明威在泳池游泳或者外出散步时，玛丽会悄悄进入瓦莱丽的卧室翻看，这倒并不是出于嫉妒，作为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她有必要防范这个突如其来的爱尔兰女人。她看到丈夫送出的礼物和写下的所有爱情宣言，这些句子她太熟悉了，完全是当年海明威追求自己时的翻版。

古巴革命胜利了，可伟大的海明威身体和精神都出现了危机，不止一次地徘徊在自杀边缘。6月初的一天，他把瓦莱丽叫到自己身边，用近乎神秘的声音说：“还记得我叫你来古巴和我一起生活吗？现在不能实现了，我整个人都出了毛病。”停了一下，像是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似的，海明威突然提高声音：“但是，你要记着我永远爱你，因为我们是一起的，一体的，这是我们的秘密，没有外人知道，包括玛丽——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回到欧洲生活了。”

又是一个7月21日，海明威61岁的生日在一片宁静中度过了。随后，海明威夫妻和瓦莱丽离开古巴来到美国，海明威飞到马德里观看钟爱一生的斗牛节，瓦莱丽则继续整理作家留下的手稿——很庆幸，海明威散乱缤纷的只言片语都让瓦莱丽整理成书，这就是我们后来阅读到的《激流中的岛屿》、《危险的夏天》和《流动的盛宴》。

8月30日，瓦莱丽接到海明威的电报，要她飞到马德里见他。仅仅一个拥抱，瓦莱丽就明显感到海明威由里到外的变化：“他整个人仿佛缩水一样，没有了一年前的活力和生活乐趣，看上去只是个沮丧的家伙。”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海明威显得那样的孤独无助，他要瓦莱丽彻夜和他在一起，动辄跳起来要自杀，但总要询问他死后瓦莱丽怎样生活、会和谁在一起。他长久地陷入精神崩溃和意识模糊状态，怀疑身边布满了特工，“马上就有一场大阴谋降临。”

10月中旬，瓦莱丽决定让海明威回到美国治疗精神疾病。在机场，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次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最后一次拥抱时，我痛苦得颤抖。我紧紧抱住厄内斯特，想把自己的力量传递给他。无论是什么样的力量，只要能够安慰他，只要能让他坚强地面对未来。”飞机起飞了，瓦莱丽再也见不到大胡子了，一刹那间伤感从天而降：“我紧闭双眼，像吹熄生日蜡烛许愿时那样，诚挚地祈祷。”

他去世，她却终于冠以“海明威”的姓氏

瓦莱丽的同胞、爱尔兰诗人叶芝说过：“这个世界上，有比你的想象多得多的悲伤。”确实如此，瓦莱丽一生中最大的悲伤，就是根本不曾想到海明威会把双筒猎枪伸进自己嘴里，连扣两下，结束了62岁的生命。

那是1961年7月2日，在大胡子位于美国爱达荷州太阳谷的凯彻姆的家中。

在海明威的葬礼上，瓦莱丽第一次见到海明威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曾经最喜爱的孩子格里高利·海明威。其实，在望山庄时，她就对这个人人缄口不提的男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海明威曾这样描述童年时期的格里高利：“他表现虽好，其实骨子里很坏，常常以捉弄别人为乐。他是个坏小子，别人都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表现很好，同时内心的邪恶也在增长”——“内心的邪恶”指的是什么？

葬礼上的匆匆一别后，瓦莱丽应玛丽之邀再次前往古巴望山庄整理海明威的遗物，很多手稿、书稿以及重要信函，孰轻孰重，什么可取，什么可丢，只有瓦莱丽知道。当她们从古巴偷运出一大批具有研究价值的东西以及海明威毕生的收藏回到美国时，已经是1961年9月1日了。接下来的日子，瓦莱丽依然为打印和出版海明威的著作忙碌不休，在此后的4年间，她和玛丽出版了海明威的《危险的夏天》、《伊甸园》和《曙光示真》。

1963年秋天，瓦莱丽离开海明威的故乡凯彻姆，也在心底彻底告别了海明威。她独身一人来到纽约，在著名的霍桑书屋做广告部经理。在这期间，格里高利·海明威时常从波士顿实习的医院跑来纽约看望她。感情就这样慢慢滋生起来，但是这时的格里高利已经结过两次婚并负责抚养前妻留下的4个孩子，所以当他让瓦莱丽搬到波士顿同居时，尚能清醒自卫的瓦莱丽没有同意。

1966年夏天，瓦莱丽飞到英国参加她哥哥的婚礼，当她8月5日返回纽约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出口处站着手捧鲜花的格里高利。他当着机场的乘客跪在瓦莱丽面前，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戒指戴到瓦莱丽手指上，深情款款地说：“瓦尔，嫁给我！”瓦莱丽在众人的掌声中含着眼泪点头答应。格里高利又变魔术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张飞往墨西哥城的机票，兴高采烈地说：“如果我们动作快一些，还能赶上10分钟后起飞的航班。”一场简单的结婚仪式正在那里等着两位主人公的到来。

“内心的邪恶”摧毁了他们的生活

“美国最伟大的头脑”阿瑟·米勒说过：“美国人的婚姻往往建立在心血来潮的基石上。”瓦莱丽虽然不是美国人，她的这次婚姻显然受到老海明威的影响，仓促的婚姻往往伴随着致命黑洞。

不久，瓦莱丽就在格里高利的车里发现了唇膏。她在惊讶中继续翻找，在车座下面找到更多的化妆品、内衣裤，甚至连裤丝袜。面对瓦莱丽的叱问，格里高利好像早有准备，轻描淡写地说是前妻爱丽丝留下的，并且当着瓦莱丽的面把东西投进垃圾桶。

一年后，他们搬到迈阿密居住。住进新居的第一天晚上，瓦莱丽半夜醒来猛然发现身边熟睡的丈夫穿着自己的一件丝绸睡衣，毛茸茸的大腿上套了一条带亮丝的连裤袜。事情至此，似乎一切都水落石出——格里高利是一个倾向特别严重的异装癖！这也就是老海明威所诅咒的“内心的邪恶”。

事实上，早在格里高利15岁、和海明威住在望山庄的那年夏天，玛丽就曾发现自己的几件内衣不见了，她怀疑是女仆偷走了那些精致的蕾丝。尽管年轻的女孩流着泪发誓自己是清白的，玛丽还是把这个古巴女孩解雇了，并让她带着极度的羞耻感回到乡下家中。9月初，当格里高利回到寄宿学校后，所有失窃物品都在他床下找到了，海明威听说后勃然大怒，再也没有理会过他，一直到死。

面对瓦莱丽的震惊，格里高利矢口否认自己患有异装癖，他反复辩解自己是由于童年时期受到很大伤害，而生母艾达又离开了他。他依恋母亲，经常回忆起小时候坐在艾达腿上，小脸蛋贴紧母亲真丝内衣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全感和无名的快感——“听我说瓦尔，我不是异装癖。我不想穿成女人那样，我只是偏爱丝袜，只是丝袜而已，它们是我安全感的来源，我离不开它们——你依然爱我，是吗？”

女人毕竟有柔弱的一面，格里高利的内心独白说服了瓦莱丽。1970年春天，他们的女儿薇妮莎出世了。就在前景看似一片光明之时，残酷的现实再次击碎了瓦莱丽的希望——格里高利时常穿着一身护士装回到家里，并且偷偷买回很多女式衣服、披肩假发和眼影唇膏等化妆品。虽然他很小心地藏匿起来，瓦莱丽还是能在下水道和储藏室里找到。之后，格里高利又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得不靠电击治疗维持起码的正常思维。最后，他丢掉了医生的执业牌照，整天梦游似地满世界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1982年，格里高利50岁，他在自己的耳垂上打了孔，公开涂抹口红和眼影出没在酒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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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普知Reader's Digest》2011年7月号。欢迎阅读《普知Reader's Digest》，点击这里在线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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