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初,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随母亲去阿拉卡塔卡镇,出售他诞生于斯的外祖父母的老宅。这次故乡之行,正像多年后他经常说的那样,也许是他文学生涯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是一位25岁的年轻小说家。他深信,任何优秀小说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它是以艺术手法移植的现实,又是关于世界的一种神秘的谜语。5年来,他力图在后来收入《蓝宝石般的眼睛》集子里那些短篇小说、尚未定型脱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家》,以及改过两三稿的《枯枝败叶》里,以文学方式表现自己童年时代噩梦般的世界。可是,故乡之行使他看到,沿着以往的道路远未达到目的。他意识到,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他必须追溯童年的历史,进入时间,进入外祖父母诞生的瓜希拉省的那些村庄。

老宅、鬼怪和“教皇”

1927年3月6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省加勒比海边的阿拉卡塔卡小镇外祖父母家中——也就是他长大,且一直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多年后,马尔克斯称这座宅院为“童年的大妖怪”,也是他一生和一大部分作品中无法驱赶的魔鬼——在《百年孤独》里,沿着何塞·阿卡迪奥的死尸冒出的血液流经的线路,能够从整体上看清布恩迪亚家的宅院与外祖父母的宅院几乎一样。

在跟外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马尔克斯虽然调皮而且非常自我,但通常也就只有服服帖帖的份儿,因为他那精力旺盛的外祖母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总是能用这所宅院里的“鬼魂”让这个调皮的外孙乖乖就范。不管她要马尔克斯做什么,这些话的效果总是立竿见影:“别离开这里。要是乱动,佩特拉表姑就来啦,她正在她屋里;要么拉萨罗表叔就来了,他正在他屋里。”马尔克斯一动不动,想着那几个熟悉的死鬼,闻着院子里的茉莉花味,听着蟋蟀鸣叫,大气也不敢出。直到黎明时分,雄鸡的高歌和第一缕晨曦从房子的缝隙中钻进来,轰跑了外婆故事里的妖魔鬼怪,他的惊恐才消除。

特兰基丽娜总是很忙,忙于料理活人死人相遇的阴阳两间边界上的事务,忙于用祖上流传下来的规则保护全家人。比方说,阴魂开始活动以前就应该让小孩睡觉;孩子们躺着的时候如果门前有出殡的行列经过,应该叫他们坐起来,以免跟着门口的死人一块儿死;应该注意别让黑蝴蝶飞入家中,因为飞进来就意味着家里要死人;若是飞来了金龟子,家里就要来客人;保证不撒落盐就能躲避厄运;如果听见怪声那就是巫婆进了家门;如果嗅到硫黄味就是附近有妖怪——就是这些鬼怪故事与说法,后来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沃土。

外婆的故事里总是充满活着的死人,而外公说的那些人却都已经实实在在死掉了。在这个女人占多数的家庭里,只有爷孙俩“相依为命”,老军人管外孙叫“我的小拿破仑”,外孙称他“教皇”。“教皇”总是牵着“小拿破仑”的手,注意让他看一些东西,并且给他讲一些东西,马尔克斯这才了解了村镇、外部世界、小写的和大写的历史以及创造这些历史的活生生的人。

每天下午6点,当外祖母试图用鬼怪精灵堵住小马尔克斯的嘴时,外祖父总是愉快地回答他没完没了的追问。有一次,5岁的马尔克斯回家说他刚才在香蕉公司特派员办事处见到几条硬得跟石头似的棘鬣鱼。外公解释说冷冻的鱼就像石头一样。马尔克斯问啥叫冷冻,外公说就是把鱼放进冰里。可什么是冰呢?于是外公拉起他的手,领他来到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斜对面的特派员办事处,让人打开装棘鬣鱼的箱子,拿出冰给他看。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冰的样子和外公牵手领他看马戏的情景一直在他脑海里萦绕,这两种情景在记忆中融合,便成了《百年孤独》开头的情节。

原来文学可以这么写

1936年,马尔克斯上二年级。这对作家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因为从他发现《一千零一夜》的那一刻起,这个9岁的孩子便成为一位全神贯注的读者。

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马尔克斯和往常一样在外公的大箱子里找东西。突然,他发现了一本颜色发黄、已经散页、残缺不全的书,就开始零散地读起来——那是一个外婆似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可怜的东方精灵的经历:它被装入一个瓶子,过了600年,一位渔夫帮忙开启瓶塞,这才出来恢复了原形。几年后,马尔克斯才知道这本散页的书是《一千零一夜》的选读本,而“当时,”作家回忆道,“我拿起书,读到一个人开了瓶盖,冒出一股烟,烟又变成妖怪的时候,我叫道,‘他妈的,真神了!’这书对我的吸引胜过了以前我生活中的一切:玩耍、绘画、吃饭和一切,我再也没有抬起头。”

《一千零一夜》的阅读不但改变了马尔克斯的生活,而且作为他的阅历跟随他到了《百年孤独》。从《一千零一夜》为他开启的大门进去,马尔克斯继续贪婪地阅读佩罗、格林兄弟和大小仲马父子,直到11年后,马尔克斯又在文学的发展路上遇到了第二位让他产生“眩晕”感的作家——20世纪小说界的大法翁弗兰茨·卡夫卡。

1947年,马尔克斯成为波哥大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学系的学生,醉心于诗歌的阅读和写作。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他的朋友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向他推荐并且出借了《变形记》。马尔克斯带着书回到公寓,脱掉外衣和鞋子,坐在床上翻开这本封面粉红色的薄书,开始读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的肚子……”

马尔克斯亢奋地合上书,如痴如醉地嚷道:“真他妈的绝了!”随即想起来,“哎,外婆也是这样讲过的呀!”

他读了一个通宵,再次觉得心摇神荡,一如9岁那年看散了页的《一千零一夜》,一如听了外祖母特兰基丽娜讲的鬼怪故事——又瞎又疯的她已于4个月前在苏克雷镇逝世,临终之际呼喊着她喜爱的那些死人的名字。

马尔克斯随即思考的是一种信念与需要:“于是我想,噢,原来文学可以是这个样子的。于是我真心喜欢上了这个样子,我一定也要这么做。因为从前我以为这些东西文学不能写,在那之前我曲解了文学,认为文学是另外一种东西。当时我想既然在《一千零一夜》里可以从瓶中钻出一个妖魔,既然可以像卡夫卡这么写,那就是真的可以这么写了,那就是真的存在另一条途径、另一条渠道的文学创作。”

写完《百年孤独》的那一天

从堪称他人生重要里程碑之一的这一刻起,诗歌爱好开始为小说所取代,马尔克斯立志要做小说家。宅院里的鬼怪、外祖母讲的虚幻故事、外祖父讲的真实故事、与外祖父一同的散步和旅行、镇上奇怪的人物及幽灵、《一千零一夜》……所有那些虚幻或有趣的故事都成了他写作的材料——从《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和《恶时辰》,人们总能在人物和场景中找到作家的零星记忆。

1965年,马尔克斯开始撰写《百年孤独》。他的两个儿子——当时7岁的罗德里戈和4岁的贡萨洛后来回忆说,父亲总是待在客厅尽头的小屋里,午饭后小憩片刻,在居民区溜达一会儿,就又关到那里头,晚上8点或8点半朋友来了才出屋。与孩子的印象相反,马尔克斯在闭门著书的14个月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为通权达变、交际最广,同时又是最幸福的人。他不但天天见到布恩迪亚家族的成员和马孔多镇的许多人,而且词句与情节水柱般地从他的想像之泉喷薄而出,以致他感觉自己正在发明文学。

然而,在马尔克斯思如泉涌的时候,他的妻子梅赛德斯却开始为生活犯难。在动笔之前,马尔克斯交给妻子5000美元,告诉她这部小说要写6个月,这些钱就在这段时间里供她开销家用。不料那小说才写了一半时间就到了,无计可施的梅赛德斯只能去找丈夫。于是,马尔克斯开上那辆《恶时辰》的奖金买的白色奥培尔汽车去了当铺,拿着抵押汽车的钱步行回了家——实际上,这些钱也只够三四个月的花销。梅赛德斯知道,即使出于天经地义的理由,也不能再打搅丈夫,提醒他履行对家庭的责任了。所以每当家里没钱,她就拿着东西去当铺,从首饰、电视机和收音机,直到仅剩下的“最后三块阵地”:她做头发用的吹风机、给孩子做饭用的搅拌器和丈夫在清冷的早晨和夜晚写作时用的电暖气,因为墨西哥城“是一台装着冷却器的电冰箱”。

在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中,梅赛德斯再也没有去打扰丈夫,更没有让丈夫写作用的新闻纸有丝毫短缺。值得庆幸的是,梅赛德斯打动了当时对这个家庭有着非凡意义的两个人:菲利普先生和路易斯·科乌杜列尔——前者是居民区的肉店老板,答应她买肉可以赊账;后者为房东,同意她房租可以缓交。

可以说,假若没有这最后几个月的贫困,作家的疯狂写作也许还要再多持续段日子——当梅赛德斯拖欠了几乎6个月的房租和肉钱,家当又差不多都进了当铺之后,马尔克斯不得不割舍了布恩迪亚家族两代人,放弃了另外一个人物,省略了一些情节,留下了几个零散的头绪。

1966年的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马孔多镇与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自然地走到了尽头,这天便是写作的最后一天。可是,收尾的过程似乎有些过分仓促,上午11点左右就已经完稿了。马尔克斯急切地想要告诉梅赛德斯这件事,但妻子并不在家,他打电话问遍了所有的好朋友也没找到。一时间,马尔克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打发剩余的时间,只得“努力编些故事加上去,以便能够熬到下午3点钟”。

一年后,马尔克斯说,写完《百年孤独》的当天,他的心里空荡荡的,“仿佛我的朋友都死了。”

 

 

本文发表于《普知Reader's Digest》2011年8月号。欢迎阅读《普知Reader's Digest》,点击这里在线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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