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有些人眼里，中华书局在这个“浅阅读”的时代早已不合时宜，当大家都捧着手机和平板电脑刷微博的时候，这家百年老店还在出版着那些大部头的著作。也许，已经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中华书局。

然而，中华书局仍在坚守着一个信念，如同创始人陆费逵在100年前说的那样：“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蓬矢四方之志

陆费逵，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浙江桐乡人，1886年9月17日出生于陕西汉中。陆费本是浙江桐乡的文化世家，陆费逵的太高祖曾在乾隆年间担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和副总裁，前后20载。其父陆费 在光绪年间游幕至陕西汉中府，陆费逵也因此生于此地。中国文人的传统就是不可忘本，陆费一家虽早已外迁，陆费逵却始终自称浙江桐乡人。

少年时期的陆费逵基本没有进过学堂，全靠父母教育和自学。其母吴幼堂是李鸿章侄女，熟读诗书，思想开明，很懂教学原理。按辈分，她该是张爱玲奶奶的堂姐妹，而陆费逵也就成了民国才女的表舅。

虽说家学渊源，但书香门第生在乱世，往往是家道中落。也幸亏如此，陆费逵身上毫无张爱玲笔下的那种官三代习气，反倒勤勉早慧，还带着一股西北汉子的豪气。6岁时，陆费逵正和伙伴玩耍，看到院子里有一架梯子，就顺着爬上了房顶。俯视着屋檐下一脸惊恐的伙伴，他捡起一片破瓦，小手一挥写下了“大王在此”四个大字。时光荏苒，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站在房顶的男孩将于二十年后在风雨飘摇的上海滩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出版王国。

1889年戊戌变法之后，陆费逵开始阅读《时务报》等刊物，并由此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从此放弃旧学，开始自学史地、算数等新书。他想要闯荡四方，母亲就用“蓬矢四方，男儿之志”八个字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之后，18岁的他和友人集股1500元，在武昌开办了“新学界”书店，自任经理，销售宣扬反清反帝的著述，也因此浸染了浓烈的革命气息。

1905年，陆费逵在日知会所创办的《楚报》担任记者。由于揭露了粤汉铁路借款密约，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为光火，宣布查封报社，逮捕主笔张汉杰，通缉所有相关人员。听到风声的陆费逵鞋子也来不及穿，踢一双拖鞋就踏上逃往上海的轮船。

此后几年，陆费逵屡经辗转。1908年，商务印书馆高管高梦旦慧眼识才，举荐他加入商务印书馆，他因此与同是浙江人的张元济相遇。一个是“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一生只付过十二元学费”的初生牛犊，一个是曾跻身翰林、学贯中西的商务印书馆投资人，这两个人看似很难被联系在一起，但时势造英雄，当时年仅22岁的陆费逵就已经展现出一个出版天才的潜力——他的强项就在于，永远知道该出版什么书，什么书才能对世道有用。

教科书革命

1910年，革命之火蓄势待发。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出版业务是教科书，但是在教科书改革方面没有立即反应，给了陆费逵一个横空出世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陆费逵就约集戴克敦、陈寅、沈颐等人，“共议组织中华书局，”并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

1912年1月1日，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之时，“规画粗定”的中华书局亦选择同日而生，陆费逵任局长，戴克敦和陈寅分别任编辑长和事务长。刊于《申报》的《中华书局宣言书》说明了书局的宗旨：“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

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及时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适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应有各该书局自行修改。”

面对这条规定，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各大书局大多措手不及，从上到下一片慌乱。而陆费逵却很快“遵教育部通令”出版了《新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书打着“教科书革命”旗号，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识时务与不识时务

与商务印书馆一团乱麻相反，上海中华书局总部的门槛都差点被踏平了。“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

虽然陆费逵对新教科书早有准备，但其时仍未成套，况且全国有两三百万的学生，印制规模也非常庞大。此后新课程标准又屡屡更新，所以中华书局内每一个人都非常忙碌。中华书局老职工吴铁声曾在回忆文章中如是说，“为了抢占市场，时间至关紧要，编辑人员往往夜以继日赶编课本，陆费逵也不时打电话询问，知道某书尚未完成，就哈哈大笑着挂上电话。”

虽然这次教科书革命让中华书局成为近代出版业史上的一匹黑马，但这绝非因为陆费逵是个见风使舵的“俊杰”。事实上，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反倒变得很“不识时务”。1914年3月，袁世凯想要称帝，让教育部以非正式的方式通知有关书局，要求修改教科书，加入颂扬大总统语。陆费逵闻讯，就邀请商务印书馆的人一起商讨该如何抵制。最终，陆费逵亲自进京与教育部谈判，并因为两大出版社在此事上统一步调，同进同退，终于得以抵抗这逆行之势。

1916年，随着日本侵华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中华书局开始在教科书中增加《日本》、《国耻》和《明国耻》等课文，告诫学生勿忘国耻，奋发图强。此举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满。日本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说什么“中华书局印行新式小学校教科书中有排日的记载”，并恫吓说，“此种煽动对日恶感之教科书，不特有碍邦交，且恐将来国交上发生有害之结果。”

于是，唯恐得罪“友邦”的北洋政府外交部致函教育部，要求彻查此事。教育部得出的结论是，日方说教科书煽动对日反感，“虽言之过甚，”但仍希望中华书局在编写时，“措辞能稍微含蓄，亦为修辞上应行注意之处，自宜再加斟酌，”“未免滋人口实。”

面对强权，中华书局却毫不妥协：“部章以提倡国民爱国心为主旨，揭示国耻俾资激励，亦提倡之一端。世界各国教育国民，其教科材料，虽不尽同，而宗旨则一。盖此不过为自策自励之计，并非煽动恶感。

“本书新式教科书中所叙国耻，皆系事实，并无挑拨各语，” 若按其要求禁止教科书的发行，“有损于本局之营业，关系尤小。使全国青年学子，从此遂忘国耻，关系实大。”